【课外阅读】《左传》中的廉政思想.docVIP

【课外阅读】《左传》中的廉政思想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它在详述历史的同时，表达了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左传》强调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体现出“民本”思想，同时通过人物沉浮、国家兴亡的历史故事，讲述了廉能兴国、贪则亡身的道理，较好发挥了史书的教化劝诫功能。 争权夺利　误国害政 《左传》认为，贪婪的人掌权，必然会不择手段攫取私利，危害国家，贻误事业。春秋初期的郑国是个强国，郑庄公去世时，留下了一套很强的“班子”。王子忽（郑昭公）、突（郑厉公）有治国之才，大臣祭仲、高渠弥有辅政之能。然而，由于突不甘为臣，争夺君位，高渠弥又弑君作乱，导致政局动荡，内乱不止，郑国迅速由盛转衰。由此可见，治国理政，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坚守本职，服从大局，甚至甘愿作出牺牲。如果事事强调个人利益，或怀有非分之想，迟早会误国害政。 晋国，春秋时期的北方霸主。晋襄公死后，赵盾开始专权，他先是通过拥立国君一事排除异己，后又借拥立晋成公的机会，提拔自己家族的子弟。这种不良风气在晋国蔓延开来，朝廷上下一门心思争权夺利，几乎无人再专心理政。最终，韩赵魏三国分晋，晋国灭亡。《左传》借董狐之笔直书“赵盾弑其君”，不仅揭露赵盾专政擅权的罪行，还饱含对中原霸业衰落的愤慨之情。 春秋时期，像郑国、晋国这样成就了霸业又迅速衰落的例子很多，究其原因，在于后来者不能励精图治，争权夺利导致国家混乱、政权旁落。 贪图享受　人亡政息 贪婪者不仅误国害政，更会祸及自身，严重的因此丢掉性命。楚共王在位时，子反因与申公巫臣争夺夏姬失败，便杀了他的全家，申公巫臣一怒之下出走吴国，给吴国带去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法，自此吴国一天天强大起来，成为楚国的心腹大患。楚平王时，费无极为了获得楚王宠信，杀死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导致伍子胥投奔吴国，一心要报父兄之仇，替吴国谋划攻打楚国。最后吴国联合蔡国等国，很快打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子反、费无极两人也没落得好下场，一个死于征战，一个被治罪杀掉。 利令智昏的不仅有大臣，还有个别国君，吴王夫差就是个典型。鲁哀公元年，夫差打败了越国，引起了邻国楚国的恐慌，但楚国大臣子西却说，夫差生活奢侈，“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以此论定夫差“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在子西看来，像夫差这样贪图享乐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后来夫差果然为眼前利益，忘记了杀父之仇，放走了勾践，杀了忠臣伍子胥，不仅没能灭楚，反而身死国灭。贪婪的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后果，对这种短视的做法，《左传》极为鄙视。鲁国襄仲杀嫡立庶，《左传》在记述他的儿子公孙归父出使齐国时说他们“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表达了对他们的切齿痛恨。鲁宣公死后，襄仲的罪行被人揭发，其子不容于鲁国，《左传》着力摹写他们结局之悲惨，说明落到这一步田地是罪有应得。 清廉守德　立功留名 春秋时期，能臣辈出，但《左传》对能臣的态度是不大一样的。只有那些既有能力，又能以德立足的大臣，才能尽心竭力辅佐君主建功立业，对于这些人，《左传》总是褒奖有加。 管仲辅佐齐桓公挽救了邢、卫、鲁三国，九合诸侯，维护中央，功劳不言而喻。据《左传》记载，齐桓公为了收服郑国，组织会盟，郑国太子华到会后，想私自与齐桓公约定，以早日坐上国君之位。这时管仲劝告齐桓公像华这样出卖国家利益以图私利的人，不可轻信更不能与之结盟。《左传》还记载管仲朝见周王，周王想用上卿之礼接待他，但他坚持只受下卿之礼。这两件事，看似与齐桓公的霸业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密切相关。管仲不论律己还是评价他人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建功立业的基础，只有品行高尚心无杂念的人才会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私心太重，凡事以个人利益为先，又怎能谋国？管仲有这样的品德，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春秋乱世，真正得以建立功业的贤人不多。但有一批贤能之士，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坚守自己的节操。他们在当时虽然并不得志，但用实际行动捍卫了真理，体现了良好的品德，给后人树立了榜样，较之立功之能臣，更是难能可贵。如介子推跟随晋文公流亡了19年，但当晋文公当上国君后，他并不接受赏赐。因为晋文公为了当上国君，不仅娶了自己的侄媳讨好秦国，又杀死了自己侄子晋怀公。在介子推看来，晋文公及一帮臣子，犯的是窃国弑君大罪，晋文公赏赐他们是在赏奸，所以他把晋文公君臣的做法概括为“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相处”。他是不愿意和这帮人一起窃国分利的，于是就归隐了。 还有吴国的季札，虽然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当上国君，告诉他的哥哥们一定要兄终弟及，但当轮到他当国君，他义无反顾地推辞了，理由是“有国者非我节也”，也就是说，在王权的诱惑面前，他愿意做个坚守节操的人。在当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权位处心积虑，铤而走险，甚至抛弃了基本的人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