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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主旋律电影思索 　　 　　无论承认与否，近年来中国的电影、电视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外国媒体以新的角度、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冲击着观念陈旧、行动迟缓的中国影视业，大批好莱坞影片蜂拥而至。一时间，外国影片的红火上映成为影院的一道“风景”。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影片带给国人的文化冲击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开化和社会环境的宽松，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接受心理正在悄然改变，加之都市人对于现代文明压力的精神反弹，这一切都促成了人们试图在影视作品中寻找一片属于自我的伊甸园，从而迫使这些作品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利益导向下为追求高额票房效益不得不趋向于娱乐化、媚俗化。而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却在如此的大背景下更加“曲高和寡”。 　　如何在符合市场规律和提供精神食粮中达到平衡，怎样将影片思想、艺术和娱乐性融为一体成为主旋律电影面临的新挑战。影片《王忠诚》在此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为我们留下许多思考。 　　 　　一、 主旋律电影的教育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旋律影片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历史传承。其借助于电影―这一声画一体的完整视听系统适时地把握时代脉搏，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树立崇高进而涤荡人心、激发斗志，完成其古已有之的教化功能。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主旋律电影无疑是健康的、审美的，它以一种具体、直观的情态进入大众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示范性”，而这种示范性代表着“社会在精神文化上的导向”。此类影片弘扬的高尚情操，正是人们在精神上追求的目标。影视作品用讲故事的手法再现生活，影响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净化人们的灵魂，把艺术的“有用性”发挥到极至―载道明理、劝善惩恶。影片宣扬的主题好像一股潜在牵动力引导人们趋善弃恶，以其所反映的正面人物为精神偶像，进行自我的审视与反醒。影片的教化功能正是通过这种示范性表现出来。 　　主旋律电影弘扬的是一种崇高美，或塑造光辉形象或歌颂好人好事，在影视作品的造型表意、结构叙述中包含着对社会、人生、道德、价值的整体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警醒和启示。《焦裕禄》、《孔繁森》塑造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形象，《生死抉择》展现了在大我与小我冲突中的艰难选择。《王忠诚》讲述了一个新时代的英雄故事。从无私的为人民服务到面对亲情的党性坚守，再到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主旋律影片的主题在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和与天斗、与地斗的勇气相比，现代社会更需要抵御诱惑的能力和对科学的无境追求。正是极具时代性的电影主题才会给观众带来更直接的冲击，而观众的情感卷入剧情、被感动、受震撼的过程正是影片潜移默化地教育、引导人们的过程。优秀的主旋律影片不仅可以使观众的思想升华，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十六大”的献礼影片，《王忠诚》蕴涵着共产党的信念与忠诚，激励后来者奋进，激励年轻人进取。特别在去年全国抗击“非典”的特殊时刻，影片中人类对科学的不断探索，医生对病人的尽职尽责及难关最终被攻克的信念都坚定了人们与死神抗争的决心，影片不仅让人感动，更给人启示、予人力量。 　　其实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古已有之，《论语》有“诗可以兴、观、群、怨”之说，孔子有“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要求“能以诗教民”。文学艺术可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的论述，也正是其教化功能的体现。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艺术，自产生之初就具备提高难度的精神境界、给人审美享受的能力，同时作为目前传播影响较大的媒体，影视作品也担负着宣传社会美德的责任。 　　主旋律电影以真善美的结合作为塑造人物的美学标准，以新颖多样的表现手法作为影片艺术性、审美性的体现，然而思想性、教化性、现实性是主旋律电影最本质的要求。 　　 　　二、 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变化 　　 　　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影视界刮起一阵“娱乐”风潮，电视荧屏上各类游戏、娱乐节目争相出场，电影院里贺岁片、“无厘头”片大行其道。发展至今，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大众文化开始风行，处在时代前沿的电影、电视纷纷选择“走近观众”。这一时期的影视创作在整体上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向，主旋律电影也不可避免地适应时代需求，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 　　新时期以来，观众实现了由消极接受到积极参与的角色转换，其欣赏品味也成为影视创作者不得不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我演你看”的“单项传播”逐步扩展为观众参与的“双向传播”。其次，在市场经济、商业体制的冲击下，电影票房收入成为衡量影片成功与否的重要参照，在这种情况之下，电影如果只板着说教的脸孔是难以保证其经济效益的。再次，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也经历着心灵的骚动与不安，此时观众更希望看到一些贴近现实生活的故事，从中寻找共鸣、宣泄感情。因此主旋律电影的大众化改变成为一种趋势。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我国的影视创作以政治为中心，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