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岚与音乐改变村庄.docVIP

邓小岚与音乐改变村庄 　　“6年了才拉成这样，进步很慢对吧，城里孩子6年肯定已经拉得很好了。”在一曲很不流畅的《欢乐颂》后，白宝剑笑着说，他是马兰村第一批跟邓小岚学乐器的6个孩子中的一个。虽然并没有在音乐道路上走很远的奢望，但这个16岁男孩的脸上，分明写着对未来生活的各种可能的想象。音乐改变了这个偏僻小山村里孩子们的生活，给他们打开了一道认识并且通向外部世界的门，而带给他们音乐的，是70年前在此办报的《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之女邓小岚。 　　 　　重回马兰 　　 　　白宝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邓老师的画面，那时他刚上一年级，父母出去干活儿，他和姐姐在家。他家住在村子靠山的最后面一排，姐姐做饭他就去后面山上玩。“我看见一个奶奶，拿着相机自己到处拍照，我就凑过去。”那一年，邓小岚刚去马兰村，在村里各个地方转转看看，拍了很多照片。邓小岚看见大核桃树下有一些新发芽的小苗，白宝剑告诉她说这就是核桃树，“那让它长大可好？”于是，白宝剑捡了一些小石头围着小核桃树摆了一圈。 　　白宝剑说，当时邓小岚跟着他回他家。“很破旧的两间挺暗的房子，院子也不大，堆了好多东西。”邓老师的印象同白宝剑家现在的模样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将近10年过去，屋里更显灰暗，白宝剑从小就在这间屋里就着炕边写作业、拉琴。马兰村没有多少翻盖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这种70年代盖起的土房，木质房梁，极差的采光。白宝剑的父亲和成年的姐姐外出打工，母亲下地干活儿，带着他和爷爷三人过日子，这样的“孤儿寡母”在马兰村是非常普遍的生活状态。那一次邓小岚给白宝剑拍了几张照片，再次见面就是一年后了。 　　邓小岚出生在马兰村，那是1943年，父亲邓拓任社长的《晋察冀日报》在1939到1948年的9年间6次驻在马兰。“阜平县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马兰又是中心的中心。”《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曾和邓拓并肩作战的现已95岁的陈森老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的报社最多时有1000多人，最少时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山里打游击，“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走过几十个村子几十道山，一旦在一个村里驻下来，就用一天时间赶出一份报纸。“我们叫‘游击办报’，条件特别艰难，都是年轻人，当时我21岁，邓拓当社长才25岁。”报社和当地村民互相保护，马兰村有19个村民就因为掩护报社人员而牺牲了。“鬼子要找我们，他们就说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教他们认字和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歌唱二小放牛郎》。2005年我回马兰的时候，一进村就有人叫‘教我们唱歌的人回来了’。”所以，在《晋察冀日报》报人心里，“马兰是《晋察冀日报》的第二故乡”。 　　邓小岚出生后的头三年都生活在马兰村，但没有对马兰村的记忆，只知道“母亲生我的时候，那么艰苦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带”。“我自己的记忆其实只有一点，就是小孩儿上完厕所都拿鹅卵石擦屁股。”作为家里的老大，邓小岚是邓家唯一一个出生在马兰的孩子，她因此对马兰村有着与兄弟姐妹不同的情结。1997年，邓小岚和妹妹一起，为了寻找父母的足迹第一次回马兰村，2002年她又跟保定电视台一起回去过一次。“前两次都是匆匆而过，我觉得这样不行，什么也没了解到，以后有机会一定自己去，想待几天都行，想了解什么自己就去看。”之后，60岁的邓小岚就开始了独自往返马兰村的生活。在高速路修好前的很多年，去马兰村都是从北京坐火车一个半小时到河北定州，换长途车三个小时到阜平县城，再坐通到各村的公共汽车，走山路颠簸一个小时到达马兰村村口简陋的小候车亭，无冬历夏，一年往返十几次。 　　马兰山谷音乐会 　　2003年，《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老同志集资想要立一个“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那时候他们都80多岁了，由我去落实这件事，我到村里问人家纪念碑修在哪儿，石头哪儿取料，再取样来看，为了这个事情就住那儿了。”邓小岚告诉本刊记者，白天就在村里四处转着看，爬山、拍照。“我是很会爬山的人，那么多年在泰安经常爬山，泰山还有路，这边连路也没有，上山就抓着树，冬天穿着棉大衣下山就坐地上往下出溜，很多时候几个小男孩就跟着我一起爬。”没事儿她就去看孩子们上课，周边各村落都有自己的小学，给一二年级学生授课，三年级以后各村的学生都集中到位于岔河村的中心小学。邓小岚发现，所有学校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英语不考核，也没有；一节课也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候哪个学生做出这道题他自己就放学了。”很多学生的家距离中心小学几公里甚至更远，他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来上学，从家里带个馒头，中午就在路上吃。 　　“你们会唱歌么？”后面故事的开端，就是这样一个随意的问题。一次邓小岚扫墓的时候，在树林里碰见几个小孩在地里自己玩，随口问“你们会唱歌么”？结果发现他们完全不会唱，“别说国歌了，连一首歌也不会唱”。这让邓小岚心里很不舒服，在她心里，从小不会唱歌，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