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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铭文与款识 　　一、古陶瓷铭文款识起源 　　 　　中国是陶瓷古国，一万年前华夏先民已经创造性地制造和使用陶器。在新石器时代，创造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等，生产出了红陶、灰陶、白陶、黑陶以及彩陶、彩绘陶。商周以后，许多陶器上不仅有纹饰精美的艺术品，而且上面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符号，出现了最早的铭文款识。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陶片上的文字符号至今无人辨识。 　　随着青铜器的出现，在鼎彝礼器上刻铸铭文的现象更为普遍。于是便出现了“铭”这种记述性的文体，将“铭”刻记于青铜器上，表达称颂和警示之义，同时出现了“款识”这个词汇。款识就是刻于鼎彝上的文字。如若细化，款是阴文字凹入者，识是阳文字凸出者。总之，款识即古代器物上的文字。如果说青铜器的使用仅限于国君和贵族，那么原始青瓷的出现则弥补了当时青铜原料和冶炼技术的不足，青瓷的生产和使用开始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青瓷模仿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也留下了许多铭文款识，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汉魏六朝到唐宋，瓷器烧造形成了“南青北自”的局面，釉下彩的出现，瓷器生产的增加，纹饰和款识也更为丰富多彩。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代，青花瓷的出现和大量生产，在世界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白地青花幽倩典雅，绘画书法熔为一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派和风格，绘画内容、铭文款识更是百花齐放，受到国内外各个阶层人们的喜爱。本文所着重探求的正是青花瓷上的铭文款识。 　　 　　二、铭文款识出现在陶瓷上的功用 　　 　　铭文款识出现在陶瓷上，最初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后来渐渐发展为记载制作该器物的时代、地域，或者是器物的编号、工匠的姓氏等，再后来铭文内容更为丰富，作为纪年、宫室、官府、堂斋、作坊等的标记，以致文字越来越多，吉祥用语、名人的诗词歌赋乃至整篇文章都有刻写在陶瓷上者。汉文字、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在陶瓷上都先后出现了。在一些民窑产品上，还出现了最古老的广告浏。有些款识不仅作为一种陶瓷上的附属物，而且以文字组成了一种装饰，也有以图案代文字的款识，就更具有装饰效果。这也为不同时代、不同器物、不同窑口的陶瓷产品打上了不同的烙印，其中铭文款识是最重要的烙印。在考古学上，陶瓷上的铭文款识是重要的断代依据，是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政治、文化、艺术、工艺、民俗等的重要参照物。在今天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就陶瓷鉴赏本身而言，铭文款识是鉴定古代陶瓷时代、窑口以及辨识真伪的重要根据之一。专家学者们正是通过对各个时代器物上不同款识铭文的内容、书法、结字、书体的特征，结合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不同特点，综合进行古陶瓷鉴定的。所以，古陶瓷上的铭文款识，不仅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重视，更为古陶瓷鉴定家、收藏家乃至书法家所重视。 　　 　　三、铭文款识内容及分类 　　 　　古陶瓷上的铭文款识历史悠久，纷繁复杂，本文重点研究元、明、清时期用青花钴料所书写的铭文款识资料。根据青花铭款在瓷器上题写的内容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姑且分为纪年款、堂斋款、宫室款、王府款、人名款、吉言款、诗文款、图案款、供奉款、广告款、寄托款、仿印款等十余类，并分门别类加以探讨。 　　 　　(一)纪年铭款 　　纪年铭款是表明该件瓷器烧制年代的标志性铭款，是考古和文物鉴定中对古瓷断代的重要依据(图1～图16)。具体可细分为四种标识法： 　　1、帝号年款。专以皇帝年号为纪年的铭款，元代“至元”青花款为早期纪年款。以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同治年制”等等纪年青花款大量出现。瓷器烧造时间可精确到朝代和执政皇帝统治时期的几年到几十年之内。 　　2、干支纪年。用中国特有的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与地支十二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两相叠，六十年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纪年，来标识瓷器制作年代。这种方法可将制瓷时间精确到历史上的哪一年。如“乙已年制”、“大清丙午年制”等。 　　3、朝代年款。这种纪年只书写朝代，不写皇帝年号，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等，时间范围跨度较大。这类铭款多书写于民窑瓷器上，窑工只知身处什么朝代，并不清楚改朝换代的情况，不清楚什么皇帝“驾崩”或即位，干脆只写朝代纪年，大体不会出错。 　　4、随意年款。这种年款不是刻意标明该瓷器制作的年代，而是表示私人定制、佛前供奉、诗文题字的时间，所以随意性较大，可以将朝代、帝号、干支、月日杂题于一起。如“祟祯丙子科置”、“万历丁丑年造”、“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秋月吉立”等等。 　　 　　(二)堂斋铭款 　　堂斋款多为古代达官贵人、知识分子专以自己宅第中的厅堂、书斋之名订烧的瓷器上的铭款(图17～图22)。这种铭款是考证瓷器所属主人身份的一种依据。从日前掌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