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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刑事案件和解刍议 　　摘 要：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不仅在理论层面观点各异、争议很大，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因为缺乏操作规范和裁量标准而引发“花钱买刑”、“同罪异罚”的质疑。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是为了在定罪、量刑上消灭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而是定位于作为量刑时从轻考虑的情节。因此，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不是代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更不是对国家适用刑罚权的漠视。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既要充分体现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广泛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又要对其范围进行限制性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侵犯法益综合衡量。这既是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也是一般正义下实现个别正义的需要。 　　关键词：刑事和解；重罪案件；协商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4.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2-085-03 　　 　　?おぷ髡呒蚪椋汉钪俏洌?1961-），男，陕西周至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由于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罚替代手段的性质，因此理论界大多主张刑事和解在适用对象上应以未成年人犯罪为主；在适用范围上也应限定为轻罪案件，即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而对于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则争议很大。但从近几年的刑事和解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已有由轻刑化向重刑化扩张之势，其中不乏效果明显、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例。主张刑事和解轻刑化的学者多数认为，轻刑案件的犯罪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较小，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适用刑事和解不会造成被害人、犯罪人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1]但笔者认为，轻罪案件的被害人尚有参与刑事诉讼、争取自己权利的机会，更何况所受伤害更深更大的重罪案件中的被害人。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具体到个案仍应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衡量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对于那些侵害超个人法益，如侵害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等犯罪，理应排除刑事和解适用可能。笔者反对所谓“一切刑事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的极度扩张主义，同时也反对认为刑事和解仅适用于轻微刑案件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在重罪案件中应限制性地适用刑事和解。 　　一、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趋势 　　1．西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重刑化扩张。刑事和解制度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地区，之后逐渐扩大至欧洲各地。虽然刑事和解的适用重点依然是轻微刑事案件，但是随着该项制度的进一步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严重犯罪中进行和解的尝试。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已由最初的少年犯及其受害人扩大到成年犯及其受害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则从破坏艺术品、轻微人身伤害、偷盗等轻微刑事案件扩大到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2]118在英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之中，2000年就有1700起重罪案件，如强奸、抢劫等，仅仅通过“告诫”这种非常简单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结案。[3]而法国刑事和解制度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一种“调解普遍化”运动，这一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广泛，以致在公共秩序并未受到严重扰乱的情况下，共和国检察官也会考虑到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的和解，从而决定案件的处理。[4]上述美国、英国、法国法律规定或实际运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如下特征：适用对象从未成年人犯罪逐渐扩展到了成年人犯罪；适用范围也从轻微刑事案件逐渐扩展到了一些重罪案件；重罪案件刑事和解都有更加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由此可见，重罪案件刑事和解在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中，特别是在犯罪形势严峻、情节复杂的今天，具有相当的适用合理性，并已逐渐形成世界性的趋势。 　　2．我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重刑化扩张。自2002年我国在部分地区进行刑事和解的探索和尝试以来，我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也正在经历由轻微刑事案件向重罪案件扩张的趋势。如2009年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二审法院最终在受害人与犯罪人和解后，将孙伟铭一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这起案件充分说明我国刑事和解司法实践已经将重罪案件纳入进刑事和解范围，这对推动我国刑事和解向适用重罪案件方向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在规范层面，为了规范适用、准确把握刑事和解，2010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其中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已将婚姻家庭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重罪案件纳入到刑事和解的范畴。 　　二、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论证 　　1．重罪和解与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相符。（1）对重罪和解社会背景的考察。刑事和解之所以能在我国逐步推广，是由我国现有的社会状况决定的。2003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利益的调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凸显，伴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