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马五大调百姓雅歌细曲.docVIP

郯马五大调百姓雅歌细曲 　　郯马五大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歌曲演唱形式，集中流行于山东郯城、马头一带。又称“郯马调”，也称“淮调”，“五大调”。有人说它是在明朝时从云南，贵州方面传来的；有人说是在明清时期从江苏的扬州，灌县一带传入的；还有人说它是由元曲演变而来的。郯城县高峰头镇清末逸士、老道人王宗贤生前曾撰文云：“大凡腔调，昆、乱、皮、黄、梆、柳、小曲，皆有发源之地。淮调之歌，源出于淮安府，移檀北方……已二百余载。” 　　 　　在郯城县文化馆徐旭的带领下，我们在马头镇找到了镇上的杨新儒和刘朝坤老人，受父辈的熏陶，他们从小就会唱郯马五大调。 　　说起与郯马五大调的缘分这位6g岁的老人脸上立刻来了精神，杨新儒说自己世世代代在码头镇生活，在郯马五大调的歌声中成长。杨新儒介绍，五大调历史悠久，其中有些歌调名称如：《满江红》《淮调》《大寄生草》等远在元、明两代就有。郯马五大调集中活跃在郯城县的郯城镇、马头镇，遍及整个鲁东南，甚至传播到鲁北广饶、日照、连云港和济宁等地。 　　有人说它是由元曲演变而来的。从五大调的题材、曲调、演唱形式分析，它和清代流行于扬州的“扬州小唱”(扬州清曲)十分相似。五大调应是由元曲中的小令、散套演变而成的明清小曲，它所包含的《满江红》《寄生草》等曲牌在明清时期的许多民歌民谣专著，如《白雪遗音》《曲律》中都能找到印迹。据考证，五大调传人郯城的主要途径是水路交通和商贸活动。郯城县马头镇座落在沂河岸边，明清时代是一个商业重镇，商贾众多，店铺林立，借助沂河水运经邳州入京杭大运河，北可通京津、南可达江浙，与江浙一带的商贸十分密切。据专家推断，是众多的客商把扬州、苏浙一代的民歌带到了马头。 　　马头镇胜利街当年曾演唱过郯马五大调的民间歌手李长义有另有一种说法：“郯马五大调是从济宁等地引进，由郯城、马头一带民间艺人进行综合加工而成。” 　　郯马五大调从外地传入以后，与当地风俗文化相结合，受当地音韵的影响，形成独具特点的郯马调。郯马调传入后，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学唱，也得到了一些老人的认可，并自发成立了玩友社、乐合班、同乐会等班社；当地的商家和士绅也很喜欢五大调，他们认为五大调比较高雅，有堂会、各种庆典的时候也请郯马调艺人去演出；当地的一些文人学士更是对五大调十分关注，好多人为五大调填上了新的歌词，这些歌词内容反映了当地的风俗民情、老百姓的生活实际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更加受到群众的欢迎。就这样，郯马五大调在马头镇一带得以发展，兴盛起来。 　　 　　酒盅、碟子、碗敲出 　　“五大调”奇妙的旋律 　　 　　　郯马五大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歌曲演唱形式，兼具阴柔、阳刚之美。它不同于一般民歌，旋律委婉圆润，节奏平实徐缓，歌声婉转曲折、起伏跌宕，时而运用拖腔，时而一唱三叹。歌词高雅隽永，多以叙事的形式，讴歌自然风光和人际情谊。曲谱既有南方声情多、词情少的唱段，又有节奏非常急促、词情多而声情少的唱段。 　　徐旭介绍，马头镇原来是个港口大镇，郯马调也与航运渊源密切，船上的酒盅、碟子、筷子就是乐器。五大调的伴奏乐器有：吹管乐笛子、箫、笙等；弦索乐二胡、四胡、三弦、琵琶、月琴等；敲击方面有酒盅、碟子、碗、钱琴、皮鼓、竹板、撒拉机、霸王鞭、碰铃、小镲等。使用的乐器不一定齐全，根据条件可增可减。 　　五大调的演唱形式有坐唱和群唱两种，坐唱流行于郯城等地，演唱者一人或二人，伴奏以三弦为主，其他乐器如二胡、柳琴等可有可无，可增可减。演唱与伴奏者围桌而坐，其演唱形式类似一般曲艺。 　　群唱时数人至十数人不等，围在一起或横排为两行。部分演唱者手持乐器，除了吹管乐器之外，边演唱边伴奏，有的吹，有的拉，有的弹，有的打。尤其敲击酒盅、碟子、碗等，不仅音响清脆动听，而且姿式优美，形式活泼，别具一格，颇有饭后茶余自娱自乐的情致。参加演唱的多是渔民和农民。春光好，春光明媚艳阳天，游春人携琴带酒过前川，但只见桃红梨白开色艳，满荒郊百草排芽色色鲜，一行行绿柳垂金线，野鸟叫破杏花天。 　　杨新儒和刘朝坤两位老人找了几个酒盅，一边用酒盅敲打出清脆动听的伴奏，一边动情地唱起了《耕读渔樵》，唱着唱着、听者很快都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中。 　　杨新儒说，郯马五大调包括《淮调》《大调》《玲玲调》《满江红》和《大寄生草》等5个曲牌。据说除《玲玲调》外，其余4个曲牌均由江淮地区传人。这5个曲牌中又包容了“五景”、“五盼”、“七多”、“七赞”、“八恨”等曲目。“五景”即春景、夏景、秋景、冬景、总景等；“五盼”即盼佳期、盼才郎、盼冤家、盼情书、四盼；“七多”即送多情、想多情、遇多情、盼多情、会多情、思多情、梦多情。“七赞”即孔明赞、孟德赞、三国英雄赞、楚霸王赞、耕读渔樵赞，春光赞、肉头(肉头，郯城方言，指富有而吝啬的人家)赞。“八恨”即恨别离、恨当初、恨冤家、恨薄情、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