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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推动中日友好历史巨人 　　2007年，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抚今追昔，世纪伟人邓小平曾是抗日战场上的战将，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立下卓著功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航船，并成为中日友好条约缔结的和平使者；他更是中日关系永久性正常化的捍卫者，对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高义薄云，从抗日主将到和平使者 　　 　　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始终活跃在抗战的最前线，他和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成为抗日敌后战场上的重要主力之一。八年抗战中，邓小平领导创建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拥有县城105座，人口2400余万，面积18万平方公里。正规军由抗战初期9300多人发展到30万，成为全国19个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 　　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努力联合在华的日本革命志士，争取和感化日本士兵和战俘，促使他们脱离日本军国主义控制，成立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代表的反战组织，毅然加入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制定的英明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他们付出巨大心血而浇灌的民族友谊之花，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在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成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1942年组织名称统一之前，发展到6个支部，即：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山东支部、太岳支部等，遍及华北日军的19个师旅团。1943年7月7日，邓小平等联名致电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各支部，对他们支持中国抗战表示感谢。反战组织在发展中统一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达到20个支部，盟员1200余人。7年期间，中国人民与日本反战友人之间的战斗友谊，是近代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是特殊环境和特殊方式下中日友好的铺路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二十多年的冰封时期，1972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政府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订和平条约进行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从1974年11月开始，一直是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虽经1976年的被打倒，邓小平在中日和约谈判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仍是无可替代的。 　　邓小平1975年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即1月20日，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毛主席定下来、周总理领导实行的中日友好的方针。邓小平指出：“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自从2月1日分工主管外事，一直到被再次打倒之前的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小平专管外事”期间，邓小平坚持全面整顿，倾心外交事务，4次接见日本政要和文化访华团。1977年8月再次恢复领导职务后，他着力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和国内经济政治的改革，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总设计师”。他洞察一切，根据国内国际的特点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一如既往地关注中日关系，力促中日友好条约的签成。邓小平自1977年至完全卸去领导职务（1990年）的十四年间，会见日本政要、经济文化、民间等访华团97次，5次与其他外宾会见中谈及中日关系问题；两次访日；6次为中日友好题词。他还多次指示和专门阐述对日外交大事，甚至还亲自撰文论及。 　　1978年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10月23日，邓小平参加互换批准书仪式后，会见了天皇裕仁，表示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在欢迎宴会的致词中，邓小平表示，我们的任务并未告终，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而道远；邓小平拜会和看望了曾为中日关系作出宝贵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参观了日本企业和乘坐了新干线超特快列车。在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表达了他谙练深邃的思想。邓小平在日期间，为日产汽车公司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为君津钢铁厂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为松下电器产业公司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十分深远，它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法律保证，为中日此后的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条件；它为我国对美外交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在尔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地区的安全环境，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为此，邓小平付出了最富个性的努力，表现了最有魅力的睿智，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矗立起中国外交史上的不朽丰碑。 　　 　　二、高屋建瓴，确立世界格局大变动时期的中日外交方略 　　 　　随着国内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经济政治力行改革，面对国际上风云剧变和国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