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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成果捍卫过程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同时，取消了秦邦宪(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久，又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习惯称为总书记)。这些自行变更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作法，在国际共运史上可谓是破天荒的头一例。尽管这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尽管取消导致红军伤亡惨重的领导人的指挥权是理所当然，尽管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是人心所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就“独立自主”地从此与共产国际一刀两断。恰恰相反，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这些会议的成果若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认同、批准，再正确的决定也徒然。因此，党中央在3月、6月先后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4月，又派邓发去苏联，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 　　党中央连续派出要员赴莫斯科的同时，新的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也陆续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所写的：“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长期以来，人们也习惯于按刘伯承的这段文字，来理解遵义会议后的情况。可是，只要仔细读这段文字，刘伯承写得很明白，他所指的是他所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因从未在红二、四方面军传达过遵义会议精神，也没有说全党，更没有指党的高层领导中也是这种景象。 　　那么，党中央高层中是什么情况呢?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2人：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这6人是出席遵义会议的；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这5人未参加遵义会议；顾作霖因病于1934年去世。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未能出席。中央的4位常委(或称书记)除项英外，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可以看出，不论政治局委员，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显然都是过了半数以上。如前所述，新的党中央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后，才是有效的。而新的中央高层十分清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不仅是秦邦宪自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直接上级，还是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一系列争论和派别斗争中的坚定战友；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还当选为执行委员，名列第一位，毛泽东还排在其后。由于这些关系，王明显然不可能轻易同意遵义会议的成果。同时，王明在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中国革命方针、向国内贯彻国际指示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明的得力助手康生，这时也在莫斯科，他俩联手阻挠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成果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党中央才不断地派出要员赴莫斯科汇报，以期共产国际能了解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 　　正如党中央估计到的，共产国际由于王明、康生的干扰，并没有很快承认遵义会议。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和任弼时作了重要谈话。季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样才基本排除了王明等人的公开干扰。从遵义会议到季米特洛夫发话，在三年半时间里，只见到过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材料，潘汉年、邓发去莫斯科的情况，迄今尚未见到任何材料。可是，在这段不算短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不少同志为捍卫遵义会议的成果，与王明等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有了了解，从而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 　　刘亚楼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其子刘煜奋曾告诉笔者：1938年4月，党中央决定派刘亚楼等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临行前，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单独接见了刘亚楼，嘱咐刘到莫斯科后，要尽快争取见到季米特洛夫，汇报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使共产国际能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党的真实情况。毛泽东特别将遵义会议决议和他在延安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要刘亚楼亲自呈送季米特洛夫，并转呈斯大林。 　　刘亚楼到莫斯科后，是否见到季米特洛夫，情况又如何?因无资料不得而知，但刘带去的遵义会议决议，却是共产国际第一次见到。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策划的《寻踪毛泽民》一书中，披露了1940年1月8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三人署名的、向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写的一份书面报告，报告的第四个问题是“追究遵义会议重要决议案长期未送达原因。1936年，党中央专门派方林(邓发)将此件送来国际，时已3年，尚未达到国际主席团，恳请国际迅速查明其究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