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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期县级政府角色响应性制度企业家 　　摘要：在中国转轨时期，县级政府的角色定位是由其具有不同于市场和高层政府的独特地位与比较优势决定的。地方经济发展基本性的作用力量是民间个人精英、团体或企业自发逐利的制度创新需求，县级政府只是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催化剂，也就是响应和放大民间制度创新需求的作用，即响应性制度企业家的角色内核。 　　关键词：县级政府；响应性制度企业家；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7-0067-03 　　 　　一、转轨期县级政府是制度供给的重要主体 　　 　　1　转轨期县级政府独特的政治与经济地位 　　(1)独特的政治地位。首先，县级政府是相对独立、职能健全的政权组织，具有综合性、灵活性等特点，是中国有特殊职能的行政层级；其次，县级政府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沟通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中介环节，既是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指挥机关，又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机关。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也好、县域经济发展也好，新农村建设也罢，是不可能绕开县级政府层级而取得成功的。 　　(2)独立的经济主体。转轨期县级政府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县级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所得到的利益为地方所有。为了获得制度供给的收益，县级政府会不遗余力地为地方利益最大化来优化、创新制度，提供能够获得最大预期边际收益的制度供给。县级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是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重要条件之一。 　　 　　2　转轨期县级政府与市场的比较优势 　　(1)法定权力。与市场相比，县级政府具有独特的法定权，主要体现在界定和维护财产权利方面、征税权、禁止权和处罚权。转轨期县级政府拥有绝对的法定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 　　(2)多元化配置资源。级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它依法管理一个较小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可以发挥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通过多元化的配置资源，可以提高配置资源能力和支付变革成本的能力，使得转轨过程中制度供给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增加。 　　(3)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和公共物品的非盈利性特征，根本不可能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为社会提供无利可图的公共物品，个人、企业和市场都没有动力去采取行动来解决公共物品的需求不足问题。公共物品生产和组织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政府的肩上。 　　(4)组织集体行动。丹尼斯?C?缪勒(1999)认为，政府作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共用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木和谈判成本。科斯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政府协调和市场运行有着不同的成本和费用，在政府协调代价相对市场较低的地方，就是政府运行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如集体行动问题、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市场不完善信息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转轨期背景下，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建立起来，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市场机制难以完全解决经济体制转轨问题，县级政府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强制力导致的较低交易成本是其与市场不可比拟的优势。 　　 　　3　转轨期县级政府与高层政府的比较优势 　　(1)信息优势。中国是个大国，地方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资源、土地、人口不一样，经济总量、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不相同。因此，各地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地情，因地制宜。虽然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作为制度供给活动的企业家，但是由于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高层政府缺少对特定环境的正确认识，其最理性的方法就是更多地让县级政府和微观主体从事直接的制度供给。县级政府直接接触当地的个人和团体，能够及时了解和收集来自个人和团体自发产生的创新意图及其新制度的预期收益信息，是连接高层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 　　(2)“试错机”优势。县级政府推动的制度供给往往带有试验性，这些试验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经常被高层和其它县级政府吸收和借鉴。有些学者从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用演化理论来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他们认为中国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相互冲突和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县级政府实质上起着一个“试错机”的功能。县级政府可以选择各种制度供给，只要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只要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就大胆地加以安排和试验，并边试验边修改边完善。因此，县级政府常常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使新的制度安排在没有获得全面的合法性之前，具有局部范围内的合法性，避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