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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数额罪量刑量分析 　　陕西集资诈骗第一案:2004年9月,张涛虚假出资登记注册,成立陕西益万家购销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对外宣称“消费积分奖励”的经营模式,但实际中却以巨额奖励为诱饵,采取“现金积分奖励”模式向会员非法集资。[1]同年11月,郝永生化名张锦贵,虚假出资成立陕西世纪缘商贸有限公司,套用益万家公司的运作模式。由于该公司发展会员较少,不久即无法经营。当其得知张涛打算注销益万家公司时,即找张涛商谈收购事宜,由郝出资2万元收购。为逃避法律责任,郝永生决定不担任益万家公司法定代表人,让王磊更名为王森皓充任。此后,郝永生担任益万家公司总经理,实际控制公司整体经营,蒋金政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集资等业务事项。至2005年12月23日案发止,郝永生、蒋金政及张涛以益万家公司的名义共向35428名会员累计非法集85元,其中给加盟会员返16元,实际骗69元。 　　 　　一、关于本案涉及的集资诈骗罪的主要争点 　　 　　(一)集资诈骗“数额”的性质之争 　　关于集资诈骗“数额”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解说。如“处罚条件说”认为“数额”并非犯罪构成要件,它仅作为量刑条件而存在,是客观的处罚条件。“数额”本身不能独立决定犯罪是否成立、既遂与否。而“构成要件说”则强调“数额”是定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刑法》第192条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概括性规定,表明集资诈骗行为必须具备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才能由刑法规制。 　　(二)集资诈骗“数额”罪量、刑量的认定之争 　　1.集资诈骗“数额”的含义纷争 　　对于本案集资诈骗数额的认定,存在以下分歧意见:其一,总额说。即认为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非法集资将他人财物骗到手即构成既遂,应以总集资额来定罪。在本案中,郝永生、蒋金政及张涛以益万家公司的名义非法集资到的8604万余元应作为定罪的依据。其二,犯罪损失说。即以受骗单位或个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际遭受损失的数额认定。其三,实际损失说。即认为应以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非法集资案发后,经追偿赃款最终实际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数额来定罪。其四,犯罪所得说。即以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非法集资总额,减案发前行为人返还投资人本金和利息数额后,得到的数额来定罪。在本案中,郝永生、蒋金政及张涛等给加盟会员返款5020万余元,实际骗得3584万余元,应以此来定罪。 　　2.在定罪量刑中“数额”的计算争议 　　其一,连环诈骗行为,行为人以吸纳后投资者的资金来偿还前投资者部分本金和利息,数额是否累计?其二,本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郝永生、蒋金政等在陕西、山西各地开立多个私人账户,将加盟会员缴纳的所有集资款存入银行,那么,这笔巨款在银行储蓄获得利息能否算入犯罪数额? 　　3.共同犯罪人对数额分担的认定异议 　　益万家公司自成立至案发,以实施集资诈骗犯罪为其全部活动,公司的全部经营费用亦来自非法集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郝永生、蒋金政、张涛等人构成共同犯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对郝永生、蒋金政等人的处理依据,存有异议:(1)分赃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来承担刑事责任;(2)分担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即综观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作用,结合整个案情,确定共犯中每个行为人是否定罪和怎样处罚;(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应对本人参与实施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财物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标准;(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共同犯罪各行为人的数额,然后据此数额定罪量刑。 　　4.“数额特别巨大”量刑难点 　　在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司法解释之前,仍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的具体数额标准来认定,即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必须指出,这是1996年颁布的标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显然陈旧的量刑标准已无法适应当前严峻的经济犯罪形势。集资诈骗数额千万、数亿元者,不应与诈骗百万、数百万者的社会危害性及罪行轻重等量齐观,而他们所面临的刑罚却都可能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这样刑事立法尤其是刑罚的不完善、司法解释的相对滞后以及由于立法技术落后所导致的较大法定刑幅度难掌握,使法官在裁量此类案件时犹疑不决。而且本案涉及29个省市的受骗群众,法官在面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横向差异及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纵向差异时,如何统筹兼顾量化犯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