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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官民话语体系功过及新型官民信任关系重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形成了传统的官民话语 体系，并在构建官民信任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转型 期影响，官民关系的“话语事故”时有发生，滋生出人们对 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 的“绝对精神”对由“话语事故”引发的官民话语信任危 机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布迪厄的场域一惯习理论为探讨新 形势下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关键词：官民话语体系；话语事故；新型官民信任关系 分类号：C933.41 A 1004-1494 (2012) 05-0037-05 2010年夏季某日，因特大洪灾的肆虐导致南方某市大堤 傍晚时分决口。当晚11时，某知名电视栏目主持人电话连 线该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请他介绍灾情 及群众撤离情况。该副主任在连线中“念起” 了亲临抗洪救 灾现场指挥的领导“名单”和“重要指示”。无奈之下，主 持人两次打断，请他直接回答群众有没有安全转移。事后这 个“采访插曲”迅速成为一起公众事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 指责那位防汛官员在那么危急关头还在有条不紊地打官腔。 “采访插曲”中主持人与采访官员的是非已无计较的 必要，人们关注的是事件之外有关官民话语体系更深层次的 问题：如何看待传统的官民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对当前加强 官民信任关系有什么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这一话 语体系产生质疑？如何实现这一话语体系的与时倶进？在 中央大力强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新型政民信任关系建 立的背景下，回答好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形成特点 话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言语，它还是一定情感功能的 符号。人际交往经验告诉人们，适时、适宜的话语能大大促 进人际信任，许多民族因此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立互信 的话语。以最简单的赞美语或问候语为例，我国的维吾尔族 就有“牙克西”、藏族有“扎西得勒”、汉族有“你好/您 好”，英语有“How do you do”、日语有“二人（乙与过”。 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形成了一整套各有特点的打开不信任僵 局的话语体系。政治交往是人际交往的延续。在中国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近百年间，党和政府所建立起来的高度官民 信任，其中有很多是靠扎实的“做”功干出来的，但不可否 认的是，也有不少是靠得体的“嘴”功说出来的。马克思早 就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泽东同志说得更 有针对性：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学？因 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上述经 典论述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即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要 建立起高度信任的官民关系，就必须要辅之以一套能够代表 官民双方真实情感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因双方互动而 生，由革命建设而在，随实践进展而发展，它听起来使人感 到自然、耳熟、亲切，就像《国际歌》能使陌生的无产者一 听到她的曲调就产生共鸣一样；它用起来使人产生庄重得体 之雅、理性思考之力、逻辑递进之美。历史证明，我国传统 的话语体系是合理的、有效的，它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 要，帮助我们建立起高度的官民信任关系，其历史作用不可 低估。 从官民话语体系的构成来看，通常的意义上“官”和 “民”多指政府和民众。从官民话语体系的互动关系来看， “官”和“民”往往表现为说和听或者施予和授受的关系， 政府一方处于前者的位置，民众一方处于后者的位置。但在 一个完整的互动关系里，特别是民主型政府框架下，双方对 说和听又是兼而有之，政府一方既把信息输出给民众，又不 时作为民众的听众，收取民众对政府信息的反馈；民众既接 受政府的信息，也作为施予体向政府表达意愿。 我国传统官民话语体系在哪些方面、通过哪些途径来构 建高度的官民信任关系呢？ 首先，在信任个体的数量方面，通过集体主义导向形成 了官民信任关系。一定数量人群的多少对建立信任有重大影 响：在人员地位相同的情况下，相信一个人不如相信几个人， 相信几个人不如相信一群人。我们常常看到，在下一级政府 对上一级政府的话语文本中都有类似“在上级党委、政府领 导下”的话语形式，在此“上级党委、政府”就是集体主义 的一个符号，因为它比受众所在的本地政府更能代表集体主 义的理性和权威性。反过来，从政府对民众角度来讲，上述 原则也同样具有适用性，即在通常情况下，一群民众比一些 民众、一些民众比单个百姓会让政府觉得更有信任的合理 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政府也会努力使单个百姓和众 多民众一样在信任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但实现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是需要时间的。 其次，在信任个体的质量方面，通过发挥精英的作用来 促进官民之间的信任。最高政治精英和其他政治精英的作用 体现在其具有深邃的洞察眼光、正确的思路视野、良好的亲 民形象、信服的人格魅力等方面，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