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文化比较研究.docVIP

中俄传统文化比较研宄 中国和俄国的传统文化均博大精深，也 都深刻地影响着各自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农民战争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 其发展过程中也彰显出两国传统文化各自的特点，即 宗教的兼容性与排他性、皇权主义的淡薄与浓厚、崇 文传统与尚武精祌。 关键词：中国；俄国；文化；农民战争 G04 A 1008-0961(2009)06-0053-04 中国和俄国的传统文化均博大精深，也都深刻地 影响着各自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农民战争 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其发展过 程中也彰显出两国传统文化各自的特点。 一、宗教的兼容性和排他性 中华民族长期共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 族外移或异族迁入，中华文明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 加上长期的农业文明，适宜于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 关系，儒家文明因之发达，统治阶级赖以作为治国之 本，从而也就没有利用宗教来统一人民思想的迫切性 和必要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精神上处于支配 地位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是儒家， 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宗教从未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 地位，中国也从未实行过国教制。英国著名哲学家罗 素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家”，这有一 定的道理。历史上，虽然有某些帝王偏爱某一种宗教， 佛教、道教也都曾显赫一时，但总的来讲，历代统治 者对各宗教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兼容共存是中国宗 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宗教的兼容性为重实用轻幻想的中国人提供了功 利性的选择空间。中国人信教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解 决精神上的痛苦，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谁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信谁，对中国人来讲几乎不存 在信仰的纯粹性问题。 而俄国则不同，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 督教的洗礼，定东正教为国教。从此，它便成为俄罗 斯民族的精神支柱。俄罗斯帝国法典规定，沙皇必须 信奉东正教，禁止东正教徒改信异教。对异端宗教的 排斥，使俄国社会没有产生任何小派宗教的可能，外 教也无法传播进来。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信宗教的“带 有神性的”民族，“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 宗教的排他性造就了俄国人宗教信仰的纯粹性， 东正教精神已深深根植于民众的语言、衣食住行、生 活和生产等日常活动中，融合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内 心世界中，积淀成俄罗斯文化最重要最精华最深层的 特质，也决定了俄罗斯人不能容忍或接受其他宗教的 存在。 作为两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宗教的兼容性、 实用功利性，俄国宗教的排他性、信仰纯粹性深刻影 响着中俄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也体 现在波涛汹涌的农民战争中。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 会意识形态，在各国农民战争中曾以其特有的功能发 挥过不同程度的作用。中俄农民战争也没有跨越宗教 的苑囿，都带有“宗教色彩”，但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 特征。 中国农民战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中国封 建社会十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就有四次起义从组 织发动、胜利战争到失败，一直把某种宗教作为斗争 的主要思想武器。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利用 道教的一支一一太平道，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利用摩尼教徒发动群众；元末农 民大起义最初的组织者和发动者韩山童和刘福通，采 用民间白莲教秘密会社的形式深入而广泛地组织了农 民群众；太平天国是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典型，洪秀 全受基督教《劝世良言》的启发，创立“拜上帝会”， 吸收各族贫苦人民加入进来，为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 中国农民战争“宗教色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 在进程中利用某些宗教信仰为起义服务，尤其是原始 宗教的内容。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陈胜、吴广 起义用占卜巫术的方式为“陈胜王”造舆论，以表明 天意；西汉末赤眉起义，用“设坛坊”、得符等办法来 选刘盆子为帝；反隋起义领袖王薄，自称“知世郎”， 打扮成天降救世主的角色;唐末黄巢、王仙芝大起义， 明末李白成起义都曾利用天意为自己制造舆论。 俄国农民战争具有淡薄的“宗教色彩”，具体的表 现形式是把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融于起义的文告 中，经常出现的“上帝”字眼，多半是笃信东正教的 俄罗斯人习惯的用语，并不含有深刻的组织和号召民 众起来抗争的意味。在拉辛起义文告中写道：“愿向上 帝起誓，吾等只祈求诸王公贵戚之恩典，以维护彼此 间和谐与安宁也，彼此双方均系基督教徒，切勿使之 重遭杀戮。吾等恳求上苍庇佑。”在普加乔夫起义中， 普加乔夫在致《阿夫赞一彼得洛夫工场工人的诏书》 中写道：“如果违抗我的命令，那就会触动我公正的愤 怒，同时也逃脱不了上帝的主宰，谁也不能庇护你们 逃出我们的巨掌。”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战争利 用宗教种类繁多，流派渊源广泛，主要有道教、摩尼 教、佛教、基督教和中国原始宗教及其变种。而俄国 农民战争利用的宗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