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学与东南亚福建学.docVIP

PAGE PAGE 12 “福建学与东南亚福建学：个案透视与学术建构” 吴小安 按:本文为作者2005年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东南亚福建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载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本文为非校对稿，最后定稿，以原刊为准。 吴小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5—2006年）。 一 引言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想先从三段个人真实的文化碰撞经历谈起。 经历一：1984年8月，笔者兴致勃勃地捧着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家乡安徽省西南边界的一个小镇，乘汽车，经湖北省，到江西省九江；换火车至南昌，停宿江西鹰潭市一晚；再转乘至厦门的火车，辗转奔波两天半左右的时间，才到达厦门。记得火车停靠快接近厦门的漳州郭坑站和以后的杏林站时，眼见耳闻来来往往的当地乘客叽里咕噜地谈话和站台上小贩鸟鸣般叫卖声，笔者心里直犯嘀咕：这究竟是何方语言？怎么与沿途所听的方言大不相同？怎么一句都不懂，象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后来, 笔者知道这是闽南话。这是笔者第一次到福建，第一次见到闽南人，第一次听到闽南话。那一年，笔者十九岁。此后，笔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教书，一呆便是九年整。但当初那份文化的碰撞和震撼，如此强烈和鲜明，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经历二：1995年11月，笔者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中国福建广东和东南亚为撰写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经新加坡转机时，由于飞机晚点，只好在新加坡停宿一晚。出了海关和机场，看到许多用英文、华人、马来人和泰米儿文的交通标志，既感亲切，又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听到市面上很多华人叽叽喳喳，笔者知道这绝对不是华语，又不是方言，也知道新加坡官方正式和商业用语是英文，但心里依然犯嘀咕：这是什么话？是英文吗？怎么笔者听不懂？笔者很沮丧，还以为是自己英文不好。次年3月，笔者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做田野调查时，特地与当时同在狮城的荷兰同学及他的美国太太谈起此事。他们说，别提了，他们当初也和笔者一样，也听不懂。后来，笔者在繁华的狮城都市里，第一次见到许多华人宗祠、会馆、神廟、公塚和小贩中心等等，这种碰撞和冲击一仍然继续着。再后来，笔者在新马一呆便是整15个多月的田野研究。博士毕业后，又两次重回新加坡研究达三年；也多次重返马来西亚，或观光，或开会，或研究。但笔者第一次亲密接触东南亚时的强烈感受，象笔者第一次亲密接触福建那样，仍然心动，不能释怀。 经历三：2005年3月，笔者受邀到马来西亚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韩江学院联合主办的《槟榔屿华人研究》学术交流会。之前，笔者与参会国大中文系研究生及其他学者一道，在主办者之一的陈剑虹带领下，参观了槟城名胜古迹，有商会、神庙、家族建筑、宗亲会馆、家塚与公塚、甚至秘密会社集聚地，总之，我们几乎访遍了最能代表槟城华人社会与历史的地方。在一座正在修复的破落神庙里，面对着几具散落在地、尘积斑剥的华人名流的神像，笔者神情有些游移和恍惚，虽然这些对笔者并不陌生。来自台湾的学者张维安意味深长地问笔者：觉得怎么样？当时笔者只是笑笑，没有作答。笔者不知张君的问题是否随意，或另有其它深意，这些都已变得不重要。但在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笔者看来，对此问的解读却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我们看到了什么？第二，什么是我们看不到的？第三，我们在想什么？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残缺破旧的，是孤立静止的，是具体现实的；但在这一系列物是人非的人物和景物具像背后，折射和隐藏的确是移民社会轰轰烈烈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动力。准确地说，这些人物和场地曾经长期是华社权力的中心，是华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角色和舞台，甚至是槟城多种族社会生态的缩影。张君是社会学家，笔者不能肯定他当时是否注意到笔者的思绪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东南亚、西方与东方的时空隧道里。重要的是，当时笔者心里确实真的是这么想的。这或许与笔者眼前多种身份和错位有关：第一，笔者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教员，但时下却在新加坡作客座研究。第二，笔者这次临时来槟城是来参加会议的，但此地对笔者却并不陌生，笔者毕竟研究北马历史和华人社会达十年之久。第三，笔者眼前所看到的，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槟城华人移民社会的源头厦门，笔者毕竟在那离学习和教书达九年之久，且不止一次在源头厦门侨乡社会访问研究过。 以上三次个人经历与文化碰撞，都与“福建”有关。第一次是关于厦门，福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第二次是关于新加坡，与福建密切相关的东南亚中心枢纽和富饶的城市国家。第三次是关于槟城，与福建厦门侨乡社会相对应的一个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前两次属感性的文化碰撞；第三次应该为理性的学术思考。由厦门，到东南亚，再到槟城，三次发生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个人经历与文化碰撞，不仅清晰地反映了笔者本人在人生、求学、职业生涯不同时期的不同碰撞与感受，而且也恰好与笔者学术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