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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赡养父母？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社会化养老自1949年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只不过原来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体，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姚远说，在过去的社会养老中，既包括经济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务，“现在的政策把这两部分分开了，经济保障叫养老保障，社会服务叫养老服务。”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 他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姚远也认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 “中国有家庭养老的传统，有些国家没有这个传统。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第二是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水平；第三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他说，“从现在看，我们的社会养老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还是应该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制度还在建设和完善中，这需要一个过程。”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 其实在西方国家，社会养老账户也在出现亏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困难。这几乎是社会养老不可避免的问题。 姚远强调，社会养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视。据他了解，在西部的铁路分局里，一个局长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职位干部的五分之一。“从全国来讲，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适当平衡。” 姚远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 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 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