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讼事中国家和个人.PDFVIP

　　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汪雄 涛  内容提要：学界以往比较强调社会与国家在清代纠纷解决中的互动，对国家与个人 关注不多。在清代州县讼事中，“状不轻准”是国家的基本立场，词讼的开启主要 依赖于个人的艰难行动。当讼事进入候审以后，可能会因国家的消极理讼而陷于停 滞，但个人仍试图通过诉禀对抗来推动诉讼进程。在讼事的审断阶段，国家往往希 望 “一讯而结”，倘若个人对讯断结果不满，会拒绝具结，进而复禀乃至上控。但 是，这类再审的请求同样会受到国家的压制。由于讼事对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 “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在争讼的任何阶段，个人都没有停止和息的努力。一旦成 功，国家也会乐观其成。国家对讼事的压制和消极，与个人的困难和积极，共同构成 清代州县 “压制型诉讼”的一体两面。“压制型诉讼”的解说，一方面意在强调清代 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容高估，另一方面也在提示国家的司法能力应该更加强化和开放。 关键词：讼事　州县　国家　个人　压制型诉讼 一、国家与个人：州县讼事中的衙门与事主 　　中国自近代以后，便被放入到世界坐标体系中重新加以审视。从此，如何理解 “传统 中国”，成为海内外学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且被西方视为显著的 “他 者”，传统中国具有怎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清代社会处于传统中国的晚期，又是近代转型的 前夜，值得认真观察。 　　学界对清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较少涉及国家与个 人的关系。这里所称的 “国家”，是指以州县衙门为代表的政权组织；“社会”是指以乡族、 士绅和保甲为主要力量的民间群体；“个人”则是指卷入纠纷的事主。 　　早期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纠纷解决主要倚赖于社会而非国家。瞿同祖先生就说：“家 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 〔１〕 有国家司法机构处理。” 即便纠纷告至官府，“诉讼往往由于士绅的介入而从公堂转移到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特聘副教授。 本文系司法部项目 “清代州县的司法运作实态研究” （１６ＳＦＢ３００７）以及中国法学会课题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社 会力量与国家角色”（ＣＬＳ（２０１７）Ｄ２０）的成果。 〔１〕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１７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２〕 民间。” 梁漱溟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民间纠纷 （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间自了。 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 ‘吃讲茶’。”〔３〕 　　然而，随着清代司法研究的深入，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日 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如果没有官府的存在，民间也不会具备抑制弱肉强食、聚众械斗的 〔４〕 能力。” 黄宗智也指出：“在村庄生活中，告诸法庭或以上法庭相威胁是常见的。卷入纠 〔５〕 纷的各方几乎总是可以选择官方调解而非社区或宗族调解。” 在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看来， 国家与社会是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要角色。 　　近来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社会力量而言，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与个人的角色更为 重要。俞江认为，清代的 “诉讼格局已转变为以县衙为中心，乡里调处仅发挥辅助县衙审 断的功能”，“纠纷当事人在选择调处或诉讼，以及是否接受调处结论等，具有较大的自主 〔６〕 权。” 里赞则进一步对纠纷解决中的社会力量持保留态度。他说：“社会力量在以知县正 式审断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并不明显。清代的南部县和巴县社会纠纷仍十分繁多， 〔７〕 而且多属未经社会调解而由个人直接诉诸州县。” 在这里，国家与个人被视为纠纷解决 机制中的两大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