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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实业家”张謇为何失败 　　去年是晚清、民初的名人张謇去世九十周年。在科举试场上，他状元及第，结果张謇却没有沿袭学而优则仕的惯例，反而异乎寻常的投身商海，而以“状元实业家”留名史册。他的商业帝国一度欣欣向荣，最终却彻底倾覆，令人唏嘘不已。 　　状元下海 　　1853年，张謇出生在江苏海门直隶厅的常乐镇，但他的父亲是通州人，所以今天被称作“张謇故居”的地方至少有四处：海门市常乐故里、通州区西亭祖宅、南通市濠南别业和濠阳小筑。至今通州与海门两地还在为他的籍贯笔墨官司不止，毕竟国人对于“抢夺名人”的热衷，如果不是自古以来的话，也是历史悠久。 　　海门常乐镇的张謇纪念馆 　　张謇16岁中秀才，21岁开始在地方担任幕僚。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军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名震一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乡读书。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自1868年以来，张謇在科举道路上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120天，最后终于在1894年考中状元，登上了科举金字塔尖。 　　但张謇已志不在此。中了状元的当日，他却在日记里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杨辕驹，久倦风尘之想”，虽名为状元，却对在朝为官失去了兴趣；连参加这一次中了状元的会试，也只是为了不违父命。 　　早在1886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思想。甲午年中国战败和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更是给了他强烈的刺激，张謇对清政府允许日本在内地设厂深为忧虑，认为“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因此他主张：劝工惠商、振兴实业；如此“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这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明确表达。 　　另一方面，清政府既在马关条约中允诺日本可以在中国内地投资办厂，自然也就不好再禁止本国人士投资办厂。于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委丁忧在家的张謇总理南通一带的商务。“状元办厂”的壮举就此拉开帷幕，但当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仍旧是社会主流，从“士”到“商”的转变并不容易，后来张謇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 　　张睿的实业生涯是从1895年创办通州大生纱厂开始的。“大生”两字出自“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托了他“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份”的美好愿望。 　　清代的（南）通州 　　张謇虽有状元之尊荣，然办厂毕竟不同于写诗赋文，未有实效难树信用，因而拥资者大多持币观望，故其当时集资过程之艰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千磨百折，忍侮辱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前后五年，张謇奔波于沪、通、宁之间，求助于达官贵人与富绅商人之所，耗尽心力，费尽唇舌。在依靠卖字所得支付路费和生活费的惨淡经营下，终于筹集到一定股金，使“大生”得以将机器设备安装完毕。1899年阴历四月，纱厂正式开工。这时，实收资本仅44.51万两。其中官机作价25万两，而商股只筹到19.51万两。在此同时，由于民智未开，工厂招工都遇到困难，南通民间居然盛传进工厂要“童工祭烟囱，女工被洋鬼子割乳房”，今人观之，实在是不可思议。 　　棉纺巨头 　　张謇选择开办纱厂作为实业的起点自然有其道理。乾隆中期，南通的棉花已成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作物。当时的海门、通州“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而出产棉花的质量更是夸称“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在此“产棉最优、收棉较廉之区”就地设立纱、丝厂，可以压缩成本，“生货便入，熟货便出，获利非他处可能比”，自然事半功倍。 　　何况，南通土布生产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通海两县土产关庄布向销东北三省，年额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大生纱厂所产机纱全用优质通棉制成，质量好，特别是可以就地供应农民织造，一出厂就广受欢迎。大生纱厂建成后，当年即获纯利3. 87万两。以后利润总额逐年递增，投资入股者自然增多。随后张謇又分别在海门、崇明设置大生分厂，至1923年短短20余年中，发展到拥有纱锭16万余枚，布机1300余台的纺织业巨头（超过著名的无锡荣氏家族），使南通成为长江三角洲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号工业城市，达到了近代历史上发展的顶峰。南通被称为“近代第一城”，张謇的贡献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 　　大生纱厂始终是张謇实业的核心，纱厂需要自己的棉花原料基地，如此才能不受制于人。当时的苏北沿海，正具备了这一条件。清代的江苏，素来被称为“人文渊薮，财富奥区”，但这只是指旧属两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