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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然仁者辩 翟业军 引 言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无论从师生情谊，还是从文学风格和流派的传承、发扬角度，汪曾祺都是阐发沈从文的不二人选。汪曾祺当仁不让地担起重任，或衡文，或记行状，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又读〈边城〉》等多篇“沈从文论”。在他的笔下，沈从文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 ① ，“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 ② 。仁者爱人，所以他不悲观，不恬静无为，他的作品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仁者寿，所以他能超脱于得失荣辱，历经磨难而得享天年。仁者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所以，他关心学生的生活，不厌其烦地批阅学生习作，推荐发表优秀篇什，他那谦抑、诚恳的授课更让学生受益匪浅、终生受用，“听沈先生的课，要象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③ 。汪曾祺对沈从文始终执弟子礼甚恭。就这样，在汪曾祺的回忆、评说中，沈从文成为孔子式 温情脉脉的儒者。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汪曾祺的“沈从文论”的可靠性，即便出于为尊者、贤者讳的常情而对沈从文略有美化，也只是删繁就简的文学处理，无损于文章整体的“信”。但是，一个身上有苗族血统，从僻远的湘西走来，入过亦兵亦匪的军队，见过无数人头落地的“乡下人”，能成为一个纯正的“蔼然仁者”吗?也许，回忆竟意味着改写和重塑?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再次翻开了这些“沈从文论”。  汪曾祺认为《边城》是写爱情的，写中国农村的爱情，写一个刚进青春期的农村女孩子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叫人想起古人说得很好，但不大为人所理解的一句话:思无邪” ④ 。以无邪之思永利后世，与儒家诗教传统严丝合缝。但沈从文的小说并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而有一种内在的忧伤。汪曾祺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说《边城》虽温暖，后面却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为了自圆其说，与诗教传统契合，汪曾祺接着说，沈先生的作品虽忧伤，但不悲观，“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他的作品里没有荒谬感和失落感。他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中国人，是充满感情的” ⑤ ，十分生硬地用高调弥合了论述中的罅隙。他甚至略去《边城》结尾的前一层含义，单用“明天回来”证明沈从文对民族品德能否回来的乐观。但从“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中，我分明感到翠翠的无望和沈从文的悲观。我甚至想到了楚人的凄凉吟唱:“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大司命》）。究竟哪种感觉更准确?  汪曾祺记叙过这样一件趣事: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字，或标日期，或记天气，或抒感慨。但有一本书的后面却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他一直记得，可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他问:“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⑥ 汪曾祺究竟是明知故问，以增强行文的语气和文采，还是的确不理解老师为什么会为一个大胖女人过桥而难过?也许，这一不理解正是引发进一步追问的“几微”。  不用举更多例子，我们即可发现，汪曾祺的“沈从文论”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仔细研究“蔼然仁者”说与沈从文创作实情相契合和格处，也许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冷与热 还是回到《边城》的结尾。汪曾祺说，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认为戏曲的结尾有两种，或是如画舫笙歌，悠悠而来，袅袅而去的度尾，或是如骏马收缰的煞尾，《边城》各章结尾，两种兼见。全篇的结尾更是精彩:“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七万字收在这一句话上，故事完了，读者还会随人物对远人作无边的思念，热情而迫切。但《边城》的绝妙结尾仅是技巧的成功?也许回来，也许永不回来，这是一种既不给人希望，也不令人完全绝望的悬而未决状态。难道人们注定要接受偶然、命定的播弄，根本无力把捉属于自己的未来?难道人生原本便是“望断天涯路”的无望等待?难道翠翠要伫立千年，站成冰冷的望夫石?面对翠翠只能在睡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轻轻在白塔、菜园和渡船间飘着，飞过对山悬崖摘虎耳草的凄凉命运，谁还能说《边城》是一支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牧歌?即便我们的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端午赛龙舟时蓬蓬鼓声，爷爷在溪中央快乐、哑哑的歌声，“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加寂静”，寂静和悲哀是小说抹不去的底色。所以我说《边城》是冷的。  汪曾祺也善于结尾。他的《大淖记事》与《边城》极其相似，故事同样氤氲着水汽，同样的老年男子领着一只孤雏，同样是青年男女的爱而不得。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