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之研究.docVIP

考古与文物　1990年第2期 玉　琮　之　研　究 杨建芳 　　近几年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史前玉雕的认识。在这些远古玉器中，以琮最受人注意。这不仅由于其形状奇特，而且关于它的造型和用途，还有着各种虚玄的传说，蒙上了神秘色彩，自然耐人寻味而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截至目前为止，论述玉琮的文章已发表不少，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其一是缺乏全面（南方和北方）系统（史前至秦汉）的考察，故所得结论难免失之于片面；其二是在引用文献方面，没有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而是“尽信书”，以致虽然面对大量前所未有的出土资料，却仍然被旧说所蔽，未能提出新的而又正确的见解。笔者有鉴于此，爰特收集迄今所发表的出土玉琮（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隋代），究明其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分布，探索其形制、纹饰等的演变，进而阐明其起源和功能，同时对文献记载予以辨正。 一、玉琮的出土与分布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玉琮最早出现于距今约五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或末期）。史前玉琮以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最多，甚至成为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16)。此外，江苏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7)(18)、安徽薛家岗文化(19)、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龙山文化(20)—(26)、以及广东石峡文化和其他史前遗址墓葬(27)—(29)，也偶有玉琮发现，不过数量都远较良渚文化为少。由此可知，玉琮的分布中心是在江南一带，这里也应是琮的起源地。 　　夏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期）玉琮的情形，目前不甚清楚。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残玉琮，由于过分残破而且图版不够清晰，形制纹饰都难于辨别(30)。有的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文化的玉臂环（周壁中部内凹）称为琮，显然是不恰当的(31)。这里要提出来讨论的，是陕北延安发现的玉琮(32)。按延安发现的玉器不限于琮，尚有其他种类。但全部属于收集品，年代不一，可能包括夏代（如七孔玉刀）、商代（如三璜合成之环）及周代（如头部刻“王”字的玉虎）。延安玉琮的形制接近良渚文化ⅠC式玉琮（见下述），故有可能是夏代遗物（也不排除是更早的遗存）。倘若这一判断符合事实的话，则延安玉琮的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 　　商代玉石琮见于报导者，出自河南(33)—(38)、山西(39)、山东(40)、四川(41)—(44)等地的商代墓葬或祭祀坑，其中以殷墟妇好墓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稍多。如果考虑到经过发掘的商代墓葬和窖藏为数较多，则出土的商代玉琮之数量，相形之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一事实说明：在商代，玉琮已不流行。换句话说，琮作为玉器的一个种类，在商代已经式微。 　　出土的西周玉琮较之商代更少(45)—(51)。春秋战国玉琮也同样罕见，可以说成了凤毛麟角(52)—(64)。 　　汉代墓葬经清理的数以千计，但迄今只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鱣侯应（？）墓，各出土一件玉琮。前者近似圆筒状，外表面仍有不甚清晰的兽面纹，当属良渚文化遗存。饶有兴趣的是，这件玉琮其一端以圆玉片封闭，居然被用作生殖器罩盒(65)。后者内圆外方，为商周（尤其是战国）玉琮的形式（详见下述）。较别致的是，上面扣有鎏金的银盖，盖面还嵌有一粒水晶泡；下面套有鎏金的银底座并连着圈足，由四个展翅的银鹰承托(66)（图三，10）。这两个事例充分表明：琮在西汉前期已成为“古董”，甚至经加工后派作其他用场。显然，琮在西汉已成了绝响。 图三　商代及春秋战国玉琮 1、7．商代石琮　2、3、5、9．春秋玉石琮　4、6、8．战国玉石琮　10．汉代鹰座玉琮（8为ⅠC式，余为Ⅱ式） 　　汉以后的墓葬中，虽仍偶有玉琮出土，不过是利用传世古物随葬而已(67)(68)。至于宋代出现的铜质或瓷质的琮形瓶，则是仿古的工艺品，用途与瓶同或供摆设用，其功能与史前及三代玉琮，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69)(70)。 　　由以上介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琮是约五千年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一种极富地方色彩的玉器，其它地区少见或不见。至商代，琮已式微。至汉代则成为绝响。先秦文献极罕提到琮，应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二、玉琮的形制及其演变 　　传世及出土的玉琮相当多，其形制可归纳为二式，每一式又包括长形（柱形）和短形（镯式）二种。 　　Ⅰ式──中央为一圆筒（或长或短），外侧边缘有四个（或更多）等距的长方凸起。依据凸起的形状，可进一步区别为三个亚式。 　　ⅠA式　长方凸起呈向外微弯的弧形。一般习惯称之为“内外皆圆”，不确切，因其外侧凸起并不连接，彼此之间有较宽的凹槽（图一，3—5）。 图一　良渚文化玉镯及玉琮 1、2、8．玉镯　3—5．ⅠA式玉琮　6、7、9．ⅠB式玉琮 　　ⅠB式　长方凸起呈外折的钝角。折角的角度大小相差悬殊，有几乎达160°者，也有接近90°的（图一，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