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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2 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 ——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在此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潘霁和阙澄宇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在此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潘霁和阙澄宇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王一江 田国强 （明尼苏达大学，清华大学 100084） （德克萨斯AM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经验比较，以政府和银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来具体说明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的政银关系、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和处理办法以及银行治理结构的内容。在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结论认为，股份制的形式并不能改变强政府下政银关系的实质，为了实现国有银行的改革，引进外资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不良资产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改造 强政府 引进外资 一、文章简介 加快银行业的改革是中国经济中最紧迫,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后, 温家宝总理就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严重的。主要是不良资产的比重比较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高达20％，接近2万亿。”金融改革对中国而言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新一届政府同时明确指出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是将其改造成具有良好内部治理结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言到：“这次改革同以往不同，就是我们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使国有商业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真正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现代的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国家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得国家帮助的同时,大幅度提高自身效益，在风险控制、不良资产比重和资本金等关键指标上，尽快达到国际公认的标准。其中，大幅度降低不良资产的比重，同时防止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在实现中央制定的国有银行以至整个银行业的改革的大目标中, 是极其关键的一环。 不良资产的处理是解决银行危机和实行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首要步骤，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许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等都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规模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于1999年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地开始着手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对中日韩三国而言，处理好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都是各自银行体系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然而，这些国家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手段和结果各异。本文的目的，是比较和讨论中日韩三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和处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韩国、日本银行业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来说明外资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引用外资战略对中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对银行业改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已有大量的讨论。与已有文献的最大不同，我们主要强调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关系。围绕这一关键的互动关系，我们分析了不良资产大量发生的原因，处理效果的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引进外资的战略措施，强调其战略意义。对这一互动关系的分析，我们得到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的一些重要原因和几点结论。 首先, 虽然三国不良资产形成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在具体原因后面，却有着深层次的共同制度性原因。这就是政府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政府对银行业务和人事，对银行经营管理和决策的干预，我们把这种干预型的政府称为强政府。分析强政府如何导致银行决策不负责任和决策失误，从而导致不良资产的大量发生。 其次, 一旦认识到强政府是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发生的本质原因，人们就不能对银行改革形式上的措施寄予过高的期望。比如,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虽然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若不赋予其更实质性的内容，不放弃国有股“一股独大” 的改革方式，对其效果就值得怀疑。从理论上来说，对强政府和银行关系的分析及其后果的认识，使我们必然要问：股份制银行能改变强政府经济制度安排中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帮助银行抵御政府的干预吗? 日本和韩国经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尽管他们的政府都不如中国政府强势(对银行的干预相对较弱)，尽管他们的银行早就实行了股份制，但股份制未能使他们的银行有效抵制政府干预，防范不良资产的大幅攀升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中国现有的股份制改造模式和思路本身寄予过高期望，是没有理论和经验根据的。 那么,应该赋予股份制这一形式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处理政府与银行关系, 防范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有效推动银行改革呢？我们的分析最后强调,要重视外资在银行改革中的战略重要性。对这一问题,我们已作过中国银行业改革 “两个两难” 的理论探讨,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