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的“民愤”与“民怜”因素举隅.docVIP

司法实践中的“民愤”与“民怜”因素举隅 “民愤”和“民怜”是民意的两种不同表 现，分别代表对“犯罪人”憎恨或同情的情绪。在古 往今来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有不少包含此两类民意倾 向的案件。其中民愤因素带有一定的重刑主义倾向， 可能会催生较为极端的刑事政策，相比之下，与“有 利被告原则”较为吻合的民怜因素对于案件的查明和 公正判决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司法者应对这两种不 同倾向的民意予以区别对待，在全面查明事实真相的 前提下，于法律规定的刑罚裁量范围内采取“就轻避 重”的原则，不因民愤因素而从重判决，适当考虑民 怜因素而从轻判决。 关键词：民愤；民怜；刑事审判 D929 A 1009-055X (2016) 03-0086-05 引言 在汉语词典中，“民愤”一词的含义是“人民的愤 恨”，又引申为“人民大众对有罪恶的人的愤恨”。而 “民怜”并非固有词汇，相关论述尚不多见，有学者 将其解释为“民怜是民意的一种，是对犯罪行为人的 同情、怜悯的情绪” ［1］，这个概念正好与“民愤”的 一般含义相对应，二者同为“民意”的不同表现形式， 代表涉及刑事审判的民众意愿的两个相反方向。政治 学教科书中的民意，又称民心、公意，是社会上大多 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物和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 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2］因此，民意 也和“舆论”“群情”等概念具有相近性，民意与司法 这对矛盾关系常常为学界所探讨，实际上它并非现代 社会的产物，在中国传统审判实践中，民意以上述两 种倾向影响司法的情形屡见不鲜。如何区别对待这两 种不同的情绪，保持好民意与司法的恰当距离，是古 往今来始终呈现在司法者面前的问题。 与西方法理中法官应与民众保持距离，甚至应当 远离风俗、舆论的观念不同，中国的司法历来讲宄重 视民意，如2008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王胜俊曾 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基层，广纳民意，问政于 民，问计于民；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是人民法 院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法院要牢牢把握社情 民意，真正认识民意，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 作为人民法院确立工作思路、制定司法政策和谋划司 法改革的依据；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 达机制，畅通获取社情民意渠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①2009年4月13日，最高院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的意见》，阐释了加强 民意沟通工作的三点重大意义，提出了十二点要求， 要求着力构建民意沟通交流的长效机制、扩展民意沟 通的对象范围、完善特邀咨询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 度，健全法院领导深入基层倾听民意机制、新司法决 策征求意见机制、改善与媒体、网络民意沟通机制以 及健全民意转化机制和反馈机制等。②2010年7月 13 0,最高院又在《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 年）》中强调了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的重要性，这些文件 均反映了当代中国司法对民意的吸纳倾向，而这种倾 向起源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 子学说到后来成为正统的儒家思想，都不乏“民本” 理论的阐释，“民贵君轻”的提法也一直为历代统治者 所标榜。在司法与行政难舍难分的中国传统社会，审 判过程吸纳民众意愿的倾向也就自然形成了，情、理 与法都成了司法者分析案情和做出裁断的依据，三者 的位阶和次序有时甚至难分伯仲，裁判者不仅会出于 查清案情的动机来调查民意，也会为了政绩考核等目 的来贴近民意。具体到刑事类案件，民意体现出的双 重倾向__民愤与民怜也在有形和无形中左右着案件 结果，对于“被告人”，民众要么切齿痛恨、恨不得杀 之而后快，要么抱有同情、希望其冤情可以昭雪或得 到法律的宽宥，这些情形几乎遍布于古往今来的司法 实践当中。 一、充斥着重刑主义色彩的民愤倾向 本世纪以来出现了不少民愤因素影响司法的刑事 案例，著名的沈阳刘涌案经历了一审的死刑判决、二 审的死缓改判，后因舆论压力再审，最终以2003年死 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告终；2011年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 在广大民众的热议中迎来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2013年倍受争议的复旦投毒案主人公林森浩在2015 年年底被执行了死刑；2015年，一条微博引出的“南 京虐童案”又再度引起公众瞩目，在众多网友的声讨 中，李征琴因“过度体罚”养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半年。不得不说，法官很难在获知民意倾 向后不考虑其诉求而做出违背公众意愿的判决，不仅 现代社会是如此，古代中国的审判亦尤为重视大范围 的民愤，再加上裁判者的政策性考虑，这种倾向更加 明显，有时不仅左右裁判，甚至影响到执行的过程。 如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处理乌蒙叛案时，曾为快 人心、慰群情而上奏申请简化一般审判程序，改为边 审理边执行： “自始事至今，或谓过于严急，或谓近于残刻， 臣皆不遑，恤鬼神鉴察，惟期勿欺衾影已耳，所有续 报情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