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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症结浅议论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公民文化的背景，认为当前制约中国政治共识的因素有三:经济共享的分化对政治共识的掣肘，历史革命因素强化对政治共识的牵制，儒家理想主义的内在冲突对政治共识的阻碍。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共识是一个为公民文化研究者所忽视的症结。只有在中国社会发扬和谐文化，培育社会共同生活的平台，塑造公共理性，才能构筑出普遍而深厚的政治共识，进而为中国公民文化建设摆脱困境提供基础。 　　论文关键词:政治共识　经济共享　公民文化 　　一、政治共识:公民文化的背景 　　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人们发现，一墩而就的革命是不可能完成公民文化建设的巨大工程的，仅靠主体意识的唤醒根本不能带来公民文化建设的胜利。正如阿尔蒙德形容欧洲大陆的公民文化时所言:“现代化的趋势与传统势力的冲突看来是规模如此巨大而又毫不妥协以至于阻止了一种政治和解的共同文化的形成。”这种历史的冲突导致了“在欧洲大陆，整个17世纪中只有三年是完全平静的。那么，在从传统专制政体下的臣民文化向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除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外，还缺少什么因素使公民文化能够顺利进行并成为政治稳定的润滑剂呢? 　　在英国，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与欧洲大陆不同。在议会与王室的斗争经历了两次内战与两次复辟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现了王室、贵族、议会三方面的妥协，最终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使英国避免了动荡。从此，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在之后的1832,1867,1884,1918年四次逐渐性的改革法案中，农民、工人、女性都相继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公民文化就在这样一个政治共识背景下的渐进过程中得到发展，也为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 　　在美国，公民文化的演进远快过欧洲(包括欧洲大陆与英国)，却既不像法国那样带来动荡，也未像英国那样发生议会与王室的冲突。可以说，美国是公民文化演进的典范。在美国，多元文化有着天然的成长土壤。不仅如此，17,18世纪，美国政治机构的多样性也为多元文化下的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那么，为什么多元文化能表现出稳定而不会出现相互的对立与冲突呢?在这里，我们可从利普塞特的分析中发现答案，“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性……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这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利普塞特看来就是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接受的表现，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共识。 　　从美国、英国、法国公民文化演进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公民文化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但是要想避免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就必须对主体意识与政治共识相结合，即公民文化的演进意味着主体意识与政治共识的相互作用。 　　中国与西方不同，公民文化不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而是人为的建设过程。清末民初，在建设公民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只片面地看到西方公民文化演进中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结果，仅仅以政治参与这个结果作为评判公民文化的标准，试图在没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之上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进行主体意识的唤醒，自然只能引起思想的混乱与政治的动荡。因此，在现今社会中，中国建设公民文化必须以史为鉴，以西方为鉴，走一条既不引起政治动荡与混乱，又能唤醒民众主体意识的公民文化建设之路。而要想公民文化建设不带来政治混乱并使之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就必须构建深厚的政治共识。没有政治共识的公民文化不是成为暴民社会的开端、带来社会思想的混乱，就是被少数激进分子操纵，破坏共识。主体意识与政治共识的协调发展才是公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那么，在中国建设公民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影响政治共识的因素有哪些? 　　二、中国当前政治共识的制约因素 　　1经济共享的分化对政治共识的掣肘 　　无论是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还是在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经济共享都是影响政治共识的关键所在。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社会阶层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分化，这种分化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社会从“身份”向“契约”的过渡，“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谨慎的知识分子都在学习运用契约的方式与外界打交道，并据此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分化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是民众主体意识的一次标志性的觉醒;这次分化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2+1社会成员构成(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农两大基本阶级经过持续的分化与重组，已经阶层化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中国社会目前被划分为十大阶层，由上至下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