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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论文 　　　　　　内容摘要：这里所谓官办企业，指官有(各级政府所有)独资企业，包括晚清的各种官办企业和民国时期的“国营”及“省营”企业。在日本殖民化统治时期，制造局的管理体制基本上照搬日本三菱造船厂，表现为高耸的直线制。 　　关键词： 直线制 近代企业 1927年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企业效率 企业高层管理者 企业组织结构 企业生产管理 指挥层次 企业内部 　　官办企业 　　这里所谓官办企业，指官有(各级政府所有)独资企业，包括晚清的各种官办企业和民国时期的“国营”及“省营”企业。中国的近代企业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中的部分洋务派官员兴办第一批新式军事工业开始出现的。这些军事工业大都以局、所命名，由政府投资兴办并委派行政官员负责管理。这些官办军事工业，其内部机构设置类似政府衙门，上下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由于运行资金全部来自政府，缺乏成本约束，这些官办工业的目标仅仅是生产产品，而非盈利，因此严格说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企业，而是政府附属的生产机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早期的官办企业才逐渐从衙门色彩浓厚的政府生产机构转变成为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利润并按照市场原则经营管理的近代化企业。随着经营方针的转变，官办企业的决策机制、高层管理者角色以及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等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政府的行政控制减弱，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从外部转移到内部；企业高层管理者从单纯代表政府意志的行政官员转变成为一定程度上根据市场原则行事的经理人；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日益向职能化、专业化和制度化方向转变。 　　尽管出现以上变化，从总体上考察，官办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仍具有很强的政府运作、集权和行政命令特征。官办企业的组织结构一般采行直线制，即紧密围绕产品生产，建立起从上到下，一级服从一级的垂直指挥管理机构。这种组织形式固然具有指挥统一、决策快速和执行高效的优点，但对最高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亦要求较高。在直线制下，由于最高决策者不容挑战的独断地位，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往往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由于官办企业的弱成本约束和最高决策者一般为政府官员而非精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经理人，同时也由于官办企业的组织形式在许多方面模仿了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这类企业通常参谋人员较多、指挥层次划分较细，机构臃肿。这一特点使企业的管理成本加大，从而抵消了其较高执行效率所带来的收益。 　　 下面以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为具体案例，分别就其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剖析近代官办企业的组织结构演变。 　　1、官僚化管理阶段(1865—1905) 　　这一时期，江南制造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企业，而只是政府官僚直接管理下的从事军工生产的机构或衙门。制造局的最高管理职位为政府(两江总督)委任的“总办”，另设帮办、提调各一人为其助手。总办之下，设置8个职能处、库[1]、13个分厂，各以”委员”主之。委员以下的职位，处(库)设“司事”，管理长夫、工头、小工等杂役人员；分厂设“正办”，下辖负责管理工人的“匠目”。这一时期的江南制造局，其组织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不完整的直线制管理体系。虽然早期的江南制造局实行了以总办为最高职位，下辖委员—司事、正办—匠目的直线制管理，但总办在当时只是政府委派的企业直接管理者，而非最高决策者。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实际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最高负责人两江总督手里。制造局的高层管理职位，无论总办还是委员，甚至包括司事一级，都是官场上的所谓“差使”，由政府委派行政官员担任，重要职位则由总督直接任命或过问。企业管理的重大事项，总督也往往直接插手并拥有最终决策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最高负责人的总督，也构成为企业组织结构的一个层次，并且处在最高位置。企业的决策权不在内部而来自外部，地方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也构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层次。这种开放式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在管人和管事两个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因而其内部的直线制管理，在权力上是不完整的。 　　第二，管理层次多。江南制造局的内部职位，从总办、委员、司事到匠目共分4级，然而加上最高决策者两江总督，就达到5级。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两江总督这一级完全是冗余的，不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和发展。在企业内部，由于重要职位的管理人员都是从政府行政官员中委派，而官员是有品级高下之分的，人事层级又要多于管理层级，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管理的复杂程度。 　　第三，职位设置不合理，管理幅度畸宽畸窄。根据现代管理实践，企业的上层管理幅度不宜过宽，一般在5—6个人左右为宜，否则易使最高决策者陷入具体事务不能自拔，无暇考虑企业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而在江南制造局，总办除以帮办、提调各一人为其助手外，直接面对8个处、库委员及13个分厂委员，即总办的管理幅度多达21人；如果加上没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