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应该如表现风景 .doc

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 　　一、“风景”在文学描写中已成为一个吊诡的文化难题 　　新世纪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为什么在一天天地消失?也许我们可以在温迪?J达比的《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一书中对自然“风景”和文学“风景”所作的有效文化阐释里找到些许答案。毋庸置疑，其中有许多经验性的文化理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并不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文化理论，或者是与文学的“风景描写”相去甚远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理论，这些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其中许多与文学相关的论述却是对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裨益作用。此文旨在对照其理论，针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对“风景描写”的状况作出分析，试图引起文学创作界的注意。笔者之所以要将“风景”一词打上引号，就是要凸显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不可忽视的文学描写的美学价值。正是因为我们对“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认知的模糊，逐渐淡化和降低了“风景”描写在文学中的地位，所以，才有必要把这个亟待解决的文学和文化的命题提上议事日程上来。从上个世纪初至今，对文学中“风景画”的描写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是中国现代文学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没有理清楚的一个充满吊诡的悖论:一方面，对农业文明的一种深刻的眷恋和对工业文明的无限抗拒与仇恨，使得像沈从文那样的作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面反现代文化和反现代文明的“风景描写”风格旗帜。人们误以为回到原始、回到自然就是最高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学境界。这种价值理念一直延伸至今，遂又与后现代的生态主义文学理念汇合，成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时尚;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胎生出来的消费文化的种种致命诱惑，又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精神的眩惑和审美的疲惫。城市的摩天大楼和钢筋水泥覆盖和遮蔽了广袤无垠的美丽田野和农庄，甚至覆盖和遮蔽了写满原始诗意的蓝天和白云。这些冲击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给予这个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风俗遗产，使一个生活在视野狭小的、没有文化传统承传的空间之中的现代人充满着怀旧的“乡愁”。城市和都市里只有机械的时间在流动，只有人工构筑的死寂和物质空间的压迫，这是一个被温迪?J达比称作没有“风景”的“地方”。因此，人在“风景”里的文化构图也就随之消逝，因为“人”也是“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画面组成部分。那么，人们不禁就要叩问: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上的丰盈吗?它一定须得人类付出昂贵的代价———消弭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美丽自然“风景”，消弭民族历史记忆中的文化“风景线”吗?所有这些，谁又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呢?用达比的观点来说就是:“吊诡的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却把进步的对立面鲜明引入知识分子视线:未改善的、落后的、离奇的———这些都是所有古董家、民俗学者、如画风景追随者备感兴趣的东西。启蒙运动所信奉的进化模式由实体与虚体构成，二者相互依存。就风景和农业实践而论，在启蒙计划者看来需要予以改进和现代化的东西，正是另一种人眼里的共同体的堡垒和活文化宝库。中心移向北部山区———英格兰湖区，标志着对进步的英格兰的另一层反抗产生了，美学与情感联合确定了本地风景的连续性和传统。具有家长作风和仁慈之心的土地主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与进步的、倡导改良的土地主和农民形成对比。圈地运动与驱逐行为打破了农业共同体历史悠久的互惠关系。 　　当然，这种互惠的纽带以前已被破坏过许多次，也许在16世纪全国范围的圈地运动中，这种破坏格外显著。”［1］毫无疑问，人类文明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能否降低到最低程度，却是取决于人们保护“自然风景”和保存这种民族文化记忆中“风景线”的力度。所以，达比引用了特林佩纳的说法:“对杨格而言，爱尔兰是新未来的显现之地。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爱尔兰是杨格尚能瞥见过去的轮廓的地方;透过现代人眼中所见的表象，依然能够感受到隐匿于风景里的历史传统和情感。这类表象堪称一个民族不断增生的年鉴，负载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持续在场的种种印记……当口传和书写的传统遭到强制性的遏止时，民族的风景就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另一个选择，它不像历史记录那么容易被毁弃。农业改革会抹去乡村的表象特征，造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白板，从而威胁到文化记忆的留存。”［2］虽然达比忽略了“人”对“自然风景”的保护，而只强调农业文明中“风景”的历史记忆，但这一点也是值得重视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学的本土经验是“风景”描写植根在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之中的最佳助推器。因此，温迪?J达比所描绘的虽然是18世纪英格兰的“风景”状况，但是，这样的“风景”如果消逝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描写之中，无疑也是中国作家的失职。然而恰恰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潮流之中，作家们普遍忽视了“风景”这一描写元素在文学场域中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