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无垢也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了开国大典后续.docVIP

柳无垢也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了开国大典后续 ■ 汤 雄 2014年12月总第30期《吴江文史资料》发表了我的《柳无垢也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了开国大典》一文后，我仍感意犹未尽，因为上述种种求证，从严格意义上说，仅是旁证，并非权威！有关柳无垢究竟有无陪同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究的谜。根据2014年5月9日下午柳教授在电话中的提示，要解决这个谜，看来只有从现存北京现代文学馆中柳无垢亲笔写下的六万字中文自传手稿中得到答案了。 　　就在笔者为此苦苦思索的时候，2015年3月28日，笔者欣喜地收到了时年77岁的柳教授从南京寄来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汤雄先生： 　　你好。去年五月，你曾通过电话和信件和我联系，希望了解1949年我的母亲（柳无垢）陪伴宋庆龄去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情况。我曾告诉你，母亲留下过一份自传，里面有比较详实的记述，自传的手稿保存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去年年末，我把部分母亲的遗稿（包括上述自传）编辑了一本《柳无垢文选》，内部印刷。如果你现在还需要相关资料，可以给你一本。 　　每年冬天，我都要去海南过冬，因为《柳无垢文选》在行前才印就，没有来得及告诉你。现在我已回到南京，特此奉告。 在你的来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你曾问及那位扶着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同志是谁。从母亲的自传里提供的信息分析，似应当是“阿曾同志”（曾宪植，时任中国妇联副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夫人。笔者注）。实际上，当年围绕着宋庆龄北上，有几路“人马”随行，有华东局的人员（主要是后勤联络），有北京的接待人员，还有宋庆龄指定的随行友人。“阿曾同志”是妇联的干部，属北京的接待人事，我的母亲应属后一人群，解放前，宋庆龄隐居上海，和中共没有直接联系，北上时自然需要熟识的友人相伴，好有交流、商量的对象。这是我对当时各方关系的看法，仅供参考。 　　祝 　　好！ 柳光辽 2015·3·25 　　原来，柳教授在2012年把《柳无垢自传》交北京现代文学馆永久保存前，已把全文复制在了家中的电脑中！2014年5月9日我与他通电话求证一事，增加了他把《柳无垢自传》编印成书、留传后人的信心，于是，他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完成了这部六十万字的《柳无垢文选》的编辑工作，并印了200册。 　　当我收到他这封来信时，我心中那种高兴劲，难以言表。 　　2015年4月4日，柳教授如约向笔者寄来了一部他编印的厚厚的《柳无垢文选》。笔者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通览了全书，并终于从“柳无垢自传”一章中，读到柳无垢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找到了她当年究竟有没有陪同宋庆龄北上的疑问的最为权威的解答。 　　现摘抄如下： 　　七一的前两天，孙夫人派人送来她的一首自由体的英文诗，要我立刻译成中文。这是她为中国共产党28周年诞辰写的颂词——后来由邓颖超在七一晚会上代为朗诵。过了两星期，她来信约我到她家中去，对我说，她不久将到北京去一趟，又说她希望我到她的福利基金会来工作，我表示我一时还不能离开美国领事馆。过了两天，她来信说，她希望我能伴她到北京去，要我在两天内答复她。我拿着她的信去找陈虞孙，由他把信交给夏衍看了，夏衍写介绍信叫我去找邓颖超，邓大姐为我打电话给章汉夫，取得后者的同意，表示欢迎我陪联夫人北行。于是，我一面答复孙夫人，说我愿意陪她北上，一面安排向美国领事馆请假——按领馆的规定，每工作一年，可以休息一个月。 　　行期几经延搁，终于，在9月里的一个晚上，我跟随着孙夫人和邓大姐，坐火车到北京去。 　　当我陪着孙夫人踏上开往北京的专车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此行的中心任务。自己对人、对工作的特点是，满怀热情，但却缺少周密考虑。在参与一项工作时，往往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只觉得我应该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事先往往不去想想自己是不是适宜件事，能不能把它做好。由于出身和生活环境的单纯，处世经验少，更由于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做事全凭热情，不善于对一个新环境或一件新工作在事先或在实践过程中作周密的思考，把握它的实质及发展规律，从而妥善地应付环境、处理工作。这是我极大的缺点。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工作中的挫折，甚至在恋爱问题上的挫折，都未曾使我吸取经验教训，克服主观，客观地认识事务，冷静理性地处理问题。因此，我是糊里糊涂地走上火车伴同孙夫人北行的。我曾向孙夫人说，我恐怕做不好她要我做的事。她说，我用不着做什么事，只需陪陪她，有时替她翻译一些文章，只此而已。我没有想因此而得到什么‘地位’、‘荣誉’，相反，我还曾要求邓大姐请新华社播发孙夫人北行消息时不要引用我的名字，因为我尚受雇于美国领事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