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与最优财政政策决定.DOCVIP

PAGE PAGE 10 内生增长与中央财政政策优化 熊少宇 【摘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公共资本内生化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在此框架下分析政府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以及政府财政活动对私人厂商生产率的影响，比较社会最优增长和竞争性均衡增长的差异，测度最优政府支出、最优税收结构以及公债规模的决定因素，以期优化经济内生增长下的中央财政政策。 【关键词】　内生增长 财政政策 优化 熊少宇（男，1976——）　武汉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三峡财务公司投资银行部 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发展集中表现为以罗默（P. Romer,1986,1987,1990）、卢卡斯（Lucas,1985）、巴罗（Robert J. Barro, 1990,1992）为代表的 “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部变化（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因此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开发与研究、收益递增、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古典和新古典模型为代表的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只对短期经济发展有影响，对长期经济行为没有影响。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就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由此引发财政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R. Xavier Sola-I-Martin，1992）一文，以及巴罗（Barro, R.，1990）一文中，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AK”内生增长模式中，结合知识外溢增长模式的某些主要特征，提出了一个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式。在此以后贝克斯特和金（Baxter and King,1993）研究了公共产品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得出政府支出对产出、投资、消费、就业以及利率都有正效应；富塔格米（Futagami,1993）扩展了巴罗（1990）的模型，将政府资本（government capital）包含其中，分析了公共投资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Easterly和Rebelo （1993）, Devarajan, Swaroop和Zou（1996）同样在“AK”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上的支出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Glomm和Ravikumar（1994），Hulten（1994），Devarajan，Xie 和Zou（1997）等进行了推广研究，邹恒甫（2000）研究了多级政府财政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活动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影响。 本文在继承巴罗－萨拉－伊－马丁的内生增长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将政府财政活动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在此框架下分析最优和均衡增长以及政府财政活动对私人厂商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最优政府支出的决定因素和最优税收结构以及公债规模。 一、政府财政活动内生化的增长模型 巴罗－萨拉－伊－马丁模式将政府购买总量作为政府活动的关键变量引入增长模型，由于政府财政行为的延时性，建立增长模型时我们考虑将社会公共资本存量作为生产要素内生化，即消费品生产函数Y需要四个要素：生产性资本K、技术H、社会公共资本存量Z以及劳动力L。 （1） 其中Y ，K， H， Z， N分别为产出，生产性资本，技术，社会公共资本存量和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力； 生产性资本K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 （I为投资） （2） 公共资本随着公共投资的增加而增加：（G为公共投资） （3） 技术积累为凸性：（PAGE \# 页：# 为社会劳动总供给） （4） PAGE \# 页：# （C为消费） （5） 消费效用函数采用具有拉姆塞（Ramsey,F.）偏好的有代表性的无限生命的居民追求私人代间对数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即（为时间偏好度） （6） 二、中央社会最适均衡与分散化竞争性均衡 首先，我们仍沿用拉姆塞（Ramsey,F.,1927）关于分散竞争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分类方法以及罗默（P.Romer,1986）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最优均衡和竞争性均衡的定义，令表示经济中每个厂商的初始资本存量，假定厂商的数目（）与消费者的数目（）相等，则有： 其中为私人生产函数，为社会生产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