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与意象性叙事.doc

时间、空间与意象性叙事——重读张爱玲 李长中 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时间意识及其文学表述 1，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时间意识。自19世纪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传入中国，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观察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曾有人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所以，先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后有胡适所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胡适还特别强调在形成文学革命思想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就是文学的进化论。以“进化”论之。与“进化”相对立的“老人”，便被赋予诸多负面和否定性的文化内涵，成为现代性主体的“他者”，与“青年”成为对立的范畴，自此成为现代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在这里，“老人”作为现代性的“反证”：一指老人作为现代性叙述的反面例证。中国现代文学常常呈现为一种有浓厚青年色彩的文学，从晚清的“新民”到“五四”的“新青年”乃至以后的创作，作家往往将“同情和助力”“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 。老人承载着专制、腐朽、落后、守旧、愚昧等诸多负面含义。二指从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对老人的想象，老人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他者”，与青年成为对立范畴。形塑出20世纪文学的反封建主题；老人作为家长制与传统文化的象征几乎天然地成为一种社会进步／进化的障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疑是指老人）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是最早通过父子冲突展示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压制的文本。颖石、颖铭兄弟被官僚父亲化卿先生“禁闭”在封建家庭的“幽灵塔”中，毫无反抗之力。 孙俍工《家风》中的祖老太太以五十余年的孤苦守节获得大总统赐题的匾额，要孙辈继承“家风”，可是年轻的孙子孙女却要求打破礼教，主张自由恋爱。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感觉他的家庭是“坟墓”，“父母的思想和时代隔绝，确有点像墓中的枯骨”。以“枯骨”指代父母辈；《家》中的高老太爷以自己的权力阻断了青年对美好未来的召唤；周朴园（《雷雨》）悲剧的内涵已表明他作为封建专制代表的不合理性、腐朽性；吴老太爷（《子夜》）一到上海便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喧嚣刺激而中风，象征性地标志了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可挽回；“老马”（《二马》）“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死抱着陈腐的规矩和一文不值的面子，麻木不仁，不思变革。《咆哮的土地》中的李敬斋、 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等习惯忍从，与青年的进步、革命、顺应潮流对比，老人们落后、颟顸、愚顽的类型化特征被强化。其他诸如老栓、老包、老马、老通宝等以“老”呼之的形象，成为国民劣根性的注解符号。 2，张爱玲的时间意识及其小说创作 尽管成长于现代中国进化论的文化土壤之中，但张爱玲却不相信进化论，传统因袭的重量及其自身遭际，成就了张爱玲的日常生活情节。张爱玲曾说，她四岁起便有了怀疑一切的眼光。家族的败落，再继之以家庭的破裂，无疑使她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清醒的失落感和没落感，导致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张爱玲在《流言》里说过: “ 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靠不住, 一捏便粉碎了。她还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自己的文章》 她不相信时代的发展能够根本改变每个人的命运，时代只是造就个别人或某个群体或英雄或悲剧的命运，对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则难以撼动。所以，她不追求人生张扬的一面，而是关注人生沉稳的一面。 《传奇》 上海书店 1985年影印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增订初版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是她的好友炎樱设计的：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