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上的财产款：和限制间达致平衡（上）.docxVIP

1.导论 将财产权条款列入权利法案之中，是一件困难且富有异议的事。财产权并未被普遍化的视为一项基本的“人”的权利，那么当然宪法上锁定 （entrenchment）财产权的正当性基础，也就与锁定诸如生命、自由和个人安全之类的“经典”权利的基础不同。[2]学者们事实上会认为宪法上对财产权的锁定甚或会侵蚀民主社会的建构或运作，这一论述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以 1980 年代以来的美国征用法理学中所谓的“困惑”（muddle）为基础的，[3]同时似乎又为 1950 年印度宪法第 19 条和第 31 条中从宪法上对财产权的保护实践所证实。印度宪法的规定激起了法院和立法机关之间的斗争，从而使得法院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几乎摧毁了宪法的道德和法律权威，最终结果是将财产权条款完全清除于权利法案之外。[4]在许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会有如前述类似的考量和关切，最近这导致围绕在权利法案中要包容财产权条款所需要的智识和理由，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加拿大权利法案（1960 年）在第 1（a）节中包含了财产权条款，但这一条款被形容为“相对乏力且未尽其用的权利”，[5]因为权利法案只是国会通过的普通法律，可以如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被修正。经历了冗长的争论之后，[6]后来 1983 年通过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并没有提及对财产权的保护。[7]在 1989 年的魁北克司法部长诉欧文玩具公司案中，[8]法院判决不能通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