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主权立法状与民法制度思考 .docVIP

性自主权立法状况与民法制度思考 　　一、性自主权概述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人们性知识的匮乏以及缺乏对性的理性化认识，为了满足性本能的需要，而完全处于乱交、杂交的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逐渐出现了乱交禁忌与乱伦禁忌“，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首先从时间上限制了原始人群的性自由，而后又为了延续后代的需要从空间上限制了原始人群的性自由，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性自由的限定便产生了义务，同时，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外享受的性自由便称为权利。”[1]由此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贞操权。 　　“性自主权”实际上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贞操权”演变而来。 　　贞操权的客体是贞操，其有两种含义：坚定的节操；封建礼教关于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规定[2]。通常认为，贞操是指一个人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品行。后来贞操这一概念成为民法上的用语，贞操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一种不为非法性交的性纯洁状态，在日本法上则被认为是不贞的对立，也是指自然人性纯洁的状态。不同的学者对贞操权也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其中都或多或少地搀杂着封建思想的烙印。对贞操权的保护曾经也是我国封建法律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随着性权利意识的普及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多数学者开始意识到使用“贞操”这一概念有着诸多弊端，开始用“性自主权”来替代“贞操权”了。有学者在批判“西方世界的性自由”时提到了性自主权的概念，并认为根据“社会主义性道德的要求”，性关系和行为必须完全出于双方的自觉自愿，“性行为的自主权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强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是对不自愿者性自主权的侵犯[3]。另外有学者还提到，“男女有平等的性的自由权利，性关系是夫妻双方真诚相爱、专一严肃、欢悦结合的行为。”[4]其实贞操权与这里所要论述的性自主权是“名异实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以“性自主权”取代“贞操权”更有利于人们对性权益的认识，也便于对性权益保护的明晰，以自主代替原先意义上守身体现了民主与平等的精神，也体现了由义务向权利主体的转化，有利于彻底屏弃旧时代的性压迫痕迹，完全与新时代人们的观念合拍。性自主权是一项具体人格权，其具有主体平等性，人身专属性，行使受限制性三个基本特点。性自主权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享有权利的时间为从出生到死亡，不因人而异，也不因时而变。性自主权的客体是性利益，性利益主要包括：主体对自身身体、健康所享有的利益；主体对与性有关的行为所产生的美的感受；与性有关的行为所受到的外部评价；主体对与性有关的行为的自主选择和支配。但是，性自主权绝对不同于自由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更不是在特定情况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排列组合。性自主权是以性为核心，以身体的性器官为载体，与社会道德评价紧密相关的权利，其内容为与性有关的选择权，决定权，拒绝权和反抗权。其本质是对其自身人格利益的自由支配。因此，概括地讲，性自主权就是权利主体享有的以性利益为内容的，自主决定实施与性有关行为的具体人格权。 　　二、我国性自主权的民事立法现状、原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 　　通观我国当前的民事立法体系，至今还没有找到性自主权字样。在《民法通则》中，关于人身权的规定仅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刚刚出台不久的《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对性自主权予以明确列举，《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就连保护婚姻、两性关系的《婚姻法》也未对性自主权有所提及。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没规定性自主权，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故意对有关性的问题进行回避的结果。从古至今，谈“性”色变。与欧美等其他外国人相比，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某人谈论有关“性”的问题，一般人都会认为其道德低下，不严肃。性学在中国也没有成为一个专业在大学普及，性教育在各个阶层的院校几乎都无法落实。更何况是我们的立法者了，在面对有关性的立法时就变得尤为谨慎。刑法中的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其侵犯的客体被解释为女性的性自主权，也就是说性自主权仅仅是一种被解释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权利。 　　私法的空缺导致实践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没有法律依托，只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用所谓相近的法律去解决。这必然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以及对原有权利内容的质疑，从而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导致权利保护的缺位。实践中侵犯性自主权的具体行为主要包括性骚扰、强制猥亵、强奸行为、强迫他人卖淫行为等。而我国对性自主权的保护仅限于公法，受害人在身体上、精神上的损害没有明确的索赔依据，这必然导致了对受害人性权利保护的不公。 　　三、我国性自主权的民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