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士阶层口语术 .docVIP

战国士阶层口语艺术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蜂起，诸子百家纷纷发表本学派对时局的观点，力求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拯救时局，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在这场不同文化的交锋中最为抢眼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纵横家学派。孟子、张仪、苏秦、庄子、杨朱等“士”在向诸侯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能严守本学派观点，熟练运用说理技巧，极大地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艺术。因为儒家和纵横家是当时最为显赫的两个学派，他们的口语交际活动主要记录在《孟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因此本文主要以孟子、苏秦、张仪的口语活动为分析对象。 　　一、口语艺术的繁荣 　　战国时期，“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失去了对所属诸侯国的控制，形成了士国林立的局面。各诸侯国无不怀着“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欲图一统天下的宏伟霸业。为此，他们广招安帮治国的天下贤士，谋求富国强兵的奇谋良策，于是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这就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提供了施展抱负、发挥才能的政治平台。于是名士蜂起，他们“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证明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实用性，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要游说各诸侯国国君，使其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与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驳斥其他学派的“淫辞邪说”。基于这两种目的，谋臣策士之间的“口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所谓“鼓天下之所动者存乎辞”［1］129。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他们凭借着自己对各诸侯国地理、经济、武力、外交等国情的深入了解，不停地游说于秦国、魏国、赵国、楚国等国之间，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65。以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125；达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2］78的效果。而欲达此效果，必须具备高超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好辩”著称的孟子一面向齐宣王、滕文公等宣传“王道仁政”，一面“述圣人之道，拒杨墨”［1］138，同道、墨、农、兵诸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促进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口语技巧的成熟，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交际艺术。 　　二、口语交际的主要内容 　　(一)孟子的游说内容：王道仁政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中他始终不移地推行“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在周游列国时向各国君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和“仁政”措施。他的观点综合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省刑薄敛国君要一统天下，就必须得民心，而得民心就必须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指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如果国君能推行上述的治民政策，就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2.制民之产“孟子认为，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只有‘士’才能做到。而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就不会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了使老百姓具有恒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执政的君主就应当给民分配一定的产业，使其有固定的收入。”［3］143于是，孟子提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在此基础之上，孟子又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通过稳定社会基层生产力来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伦理关系的制民之产思想，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3.与民同乐孟子不否认国君可以适当地享受物质乐趣，但反对统治者荒淫无度。他又进一步指出了享乐的方式，即这种“乐”只有做到“与民同乐”才是正当的、真正的“乐”。孟子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再来看齐宣王和孟子的一次对话。“齐宣王问曰：‘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孟子的观点是，只有与民共乐，与民共忧，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从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