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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柏坡到南街村 　　从西柏坡到南街村 ——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看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随想 　　佟子林 　　利用“五一”长假组织人文社科管理专业教师和学科教师，开展红色之旅，休息之余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充实了思想，实在感到幸福。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说:“你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出去看看当代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样，你有什么资格讲社会主义”。其实，他说出了一条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大学教师的社会实践问题。我们再三强调大学生开展好社会实践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其实大学教师是最缺少社会实践学习教育的群体，长期埋头在高宅深院里讲革命、讲改革，从理论到理论，势必缺少实感，缺少真情，缺少教师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人格魅力，使“讲”和“信”达不到最佳的结合和入脑入心的教育教学效果，把活生生的道理变成了考试的教条，背完后再忘掉，学生到了社会还是不会观察和处理问题。 　　人的正确思想和科学理念是从哪里来，是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一点大家在去年“五一”到西柏坡考察时体会的最为深刻。毛泽东率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延安转道五台山来到西柏坡，从地图上看仅几百公里，但却实现了战略理念和执政能力的根本性跨越，其依据就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从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到深思熟虑的“进京赶考”，说明了党的执政理念和能力的成熟，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存在 　　于人民当中”，因此，执政党要永远牢记“两个务必”，只有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能不断去虚心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去胜利实践前面那些更加严峻的挑战。看到这些，再想想五十多年后的“树立科学发展观” 、“营造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顿时感到我们离西柏坡这个圆点确实没有多远。 　　今年“五一”，我们来到了神秘的南街村。的确，十几年前这里是有名的“难街村”，现在是中外闻名的南街村。到几个农户家里感到农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比我们这些大学教授还要好。一个农业经济的中原大省的深处的小村落，没有象华西村地处长三角发达的市场和周边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环境，怎么发展,我们一些老道的理论家总喜欢指手画脚地评价什么模式呀、道理呀、对错呀，往往忘记了怎样尽快解决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实际意义，往往离开了义不容辞的尽快解决农民困苦的这个基本情感，忽视了尽快建设和谐社会，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大计。然而，小平同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不争论”的理论。是应该尊重那些为了生存而根据不同地域环境成功的生存实践的选择。其实南街村和华西村一样，都是新农村建设的“苏南模式”，他与从家庭私营起步的“温州模式”不同的是从乡办、村办集体企业起步并以此为主发展起来的。其实这里最可贵的是对农村精神的重塑，都从实际出发打造农村建设的新文化，华西村吴仁宝提出“爱国爱党爱华西”，南街村王宏斌提出了“以德治村，外圆内方治南街”，他们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变成符合乡村 　　实际的理念和文化，并用之教育农民，变成农民的思想意识和自觉行动，都有一个心系民众、执政能力很强的好带头人和领导集体，只不过南街村在用传统方法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的同时，还起到了烘托诚信的市场环境，和在中原深处吸引舆论，促进人流物流的广告效应，我想他们肯定事先请了广告大师进行了策划。笔者和那么多人一样，都在关心推进农村新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这个结症问题，然而，这在华西村和南街村早已不是问题，他们的社会福利早已无所不包了。我国的经济制度没有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私有制为主体，但我们对集体经济致富的典型的宣传确实畏首畏尾，的确影响了这些新农村建设的典型的经验的传播。中国人不应是没有信仰的群体，西方的宗教意识对社会的和谐和进步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寺庙的香火也很盛，却多是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建康平安、早生贵子祈祷，缺少了对自己道德良心的反省和忏悔。这也启示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建设信仰文化，也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意。 　　南街人的精神信仰 　　周苏娅 　　在南街村，当你站在村中心的东方红广场上，看着高高矗立的毛泽东主席雕像和马恩列斯伟人巨像以及几十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时;当你面对居民楼上、学校厂区建筑物上甚至幼儿园的墙上醒目的红色大标语时;当你翻阅当天的《南街村》报，发现在报眼位置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时;当你下榻在南街村宾馆，清晨时分被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唤醒，耳畔传来民兵方队出操训练的口令声时，你都会产生这种特别的感觉。许多到过南街村的老人说，那是一种特别亲切、特别温暖、特别熟悉同时又是久违了的感觉。为了这种感觉，为了心中的那份挚爱和信念，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一生。南街村成功地将中国革命者的理想与改革派的理想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