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飞天音性与舞蹈性 .docVIP

敦煌壁画飞天音乐性与舞蹈性 　　飞天是敦煌艺术的象征，是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瑰宝。飞天凭借流动飘逸的线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不是借助华丽的羽毛、展开的翅膀和唯美的流云，而是仅靠飘逸的衣摆，环绕飞舞的彩带而回旋流转的神秘。飞天，佛经中名乾闼婆,她是美丽的满身香馥的菩萨，是天界不食烟火的乐神，因此被称为“香音神”。也就是“不啖酒肉，唯嗅香气”之意。因持乐器，又称飞天乐伎，它是壁画乐伎的主要乐伎之一，它形象独特，姿态优美，潇洒飘逸，丰姿卓越，为世人所青睐，是乐伎中的姣姣者，始终是各个朝代壁画音乐的活跃者。 　　一、飞天的音乐性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是中原商旅去西域的必经之地，是佛教传入内地的窗口，更是中国、印度、埃及、伊朗四大文化古国的融汇之地。它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汇集的地方。敦煌音乐的孕育、诞生，除了与佛教有关之外，与当时音乐的发展，中、西音乐的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音乐的发展概貌。随着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交融，东西越来越频繁的互通有无，乐器与音乐得到了充分的结合与创新。 　　1.乐器的东渐与融合据史料：早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了乐曲《摩河兜勒》和乐器箜篌、琵琶、笛等。西域各国也有人到长安学习汉文化，如乌孙王翁归靡与汉族解忧公主结婚后，就把他们所生爱女弟史送到长安学习弹琴。公元65年汉宣帝时，龟兹王绎宾曾到长安，返回时从长安带去了大量汉文化的笙、箫、琴、瑟等乐器。长安赠赐旗鼓歌吹数十人，把中原乐舞送入了西域。公元386-432年之间，龟兹乐传入中原地区，后凉吕光曾把龟兹乐曲和龟兹乐队带到了中原。此后，北魏和北齐宫廷中都演奏龟兹乐，北魏的曹婆罗门则以擅长龟兹琵琶而著称。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娜氏为皇后,西域各国组织了大批乐舞伎人赴长安作为陪嫁，经敦煌到达中原。皇后不仅带来了龟兹、疏勒、康国、安国等音乐，还带来了擅弹琵琶和熟悉五旦、七调理论的龟兹乐工苏祗婆。龟兹乐流传到凉州地区后，产生了杂以羌胡之声的西凉乐。隋、唐以来，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相互往来甚为密切。隋代七、九部乐、唐代九、十部乐，大都是中西音乐交流的结晶。西域音乐东渐，中原音乐西传，都要交汇于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乐伎所持乐器主要有腰鼓、海螺、横笛、羌笛、角、曲颈琵琶、箜篌等。 　　2“.音乐会雏形”式的乐器搭配在飞天壁画的直观表现中，我们不难分辨出这些乐器，更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分类，总结出了规律。如西魏第285窟南壁的一组飞天乐伎，是精品佳作，此组飞天乐舞伎12身，其中10身持乐器排列在中间，两身舞伎在两侧。乐伎身姿韵味独特，着装华丽，尽情地打击、吹奏、弹拨。所持乐器自东向西为齐鼓、腰鼓、羌笛、横笛、排箫、笙、直颈琵琶、曲颈琵琶、阮咸、箜篌。既有打击乐、吹奏乐，又有弹拨乐。中原乐器排箫、笙、阮咸和本土乐器羌笛、直颈琵琶占了乐器的一半，既是中西乐器的融合，又突出了中原及本土乐器，是一组很有音乐价值的飞天乐舞。北魏第437窟的中心柱上的一组影塑飞天乐伎，虽然仅持琵琶、腰鼓、铜铙在演奏,但是在整个壁画乐伎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飞天这一系列的形象中，“香音神”或琵琶合奏，或与其他吹奏、弹拨类乐器相配合，不禁让人联想到，在美丽超脱的神界，仙女们正在开一场音乐盛会。这里不分民族、不分国家，在这里只有音乐的饕餮。《敦煌乐谱》的研究最早者是日本林谦三先生和中国的任二北先生，他们率先举起破译、解读的大旗，到目前为止，约有十余种译读之版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乐谱的研究离不开根据当地音乐特色来还原，更加离不开敦煌的壁画与史料。不同门类的乐器进行有规律的排列，不难看出历史中皇家乐队的排列与规模。如果说我们遗憾的是不能100%的聆听敦煌古乐，但是能庆幸的是我们通过壁画将其恢弘雄伟，悠扬飘渺体味的百感交集。 　　二、飞天的舞蹈性 　　舞蹈是转瞬即逝的艺术，在没有古代舞蹈动态资料的情况下，那些凝固在石窟壁画上的各代舞蹈形象，就成为珍贵的舞蹈史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凝固在石窟壁画上的各代舞蹈形象，才使得我们在今天还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舞蹈史料，学习、继承这几千年的灿烂的舞蹈文化，并且将其发扬光大。飞天的美在“飞动”，动静结合，打破了洞窟中呆板、森严、教说的气氛，使观者眼前一亮，得到视觉上的缓解，使洞窟富有生气。其通过人物形体的变化，如身体的翻转、扭曲，四肢的伸展、摆动，衣裙飘带飞扬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使画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上升流动的感觉，从而体现出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的灵动美，体现出一种节奏与韵律美。比如第321窟西壁佛龛两侧各画两身双飞天，其“吴带当风”的视觉感，宛若九天仙女下凡：身材修长，昂首挺胸，双腿上扬，双手散花，衣裙巾带随风舒展，上而下徐徐飘落，像两只空中飞游的燕子，表现出了潇洒轻盈的飞行之美。飞天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