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装的性别与文化意义以明末清初为中心的讨论.PDF

第五章 扮裝的性別與文化意義 g 第五章 扮裝的性別與文化意義：以明末清初為中心的討論 本章要將第三、四章所討論的扮裝文本再納入他所依存的、更廣大的明末清 初時代脈絡（context ）裡來觀察。誠如第二章所探討，所謂「男女有別」的性別 文化建構正要奠基於男外/女內的空間歸屬與尊/卑、陽/陰、上/下的服飾象徵之 上，然而明朝自開國以來，就有了喪服制中服母喪提高與服父喪齊等的重大政 策。服飾文化更在明嘉靖、隆慶以降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江南一代地區織 造的繁榮蓬勃進而影響市民的穿著習慣與審美競求，這股民間崇尚裝扮的風氣確 實形成了一股足以與官訂服制抗衡的強大力量，而使服制藉以「別男女」的重要 象徵功能受到了程度不小的混淆與摧毀。而扮裝書寫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有 了發展的絕佳文化氛圍，一方面小說家將社會現實或傳聞中的扮裝故事寫入文本 中，另外一方面大量出現的文學文本又成為社會現實中人人口中稱頌的傳聞，並 進一步影響平民百姓對於扮裝的模仿。當男扮女裝而入內室，女扮男裝而出中 門，又使男外/女內性別空間的絕對性受到了鬆動與挑戰。扮裝文本與時代的脈 動緊緊相依，交互影響，以下將分從一、文化中的服制政策、與各種扮裝興趣與 形式來勾勒性別關係靈動的契機；二、透過扮裝書寫的發展與性別論述來呈現扮 裝書寫的性別與文化意義。 第一節 明末清初文化中的扮裝興趣開啟性別關係靈動的契機 一、母喪服制提昇重新調整父尊/母卑關係 服制藉以辨明男/女之尊/卑、陽/陰、上/下倫理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服喪規 定，至明太祖有著極重大的轉變。在整個喪服發展史中，主要依《儀禮》〈喪服〉 規定：父喪服斬衰三年，母喪若父卒為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為母服齊衰杖期， 以顯父之「至尊」。至唐朝因有武后之爭取，故朝臣上下對於「服母喪」有了第 一次的辯爭。 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詔從之。玄宗開元五年，右 補闕盧履冰上言，請復舊。下百官議，久不決。七年敕 ：「自今五服一依〈喪服〉 文。」 …後修《開元禮》，從宰相蕭嵩請，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 1 第一波的論爭主要是不管父之存歿，服母喪一律為齊衰三年，而父/母之尊/卑則 1 （清）王弘《山志》，卷六「喪服」，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39-140。 107 h 明末清初小說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 已藉由斬衰/齊衰清楚分辨。武后以自身為母，故能清楚體會母親生子劬勞之種 種恩情，她提出「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 2 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 然而整個論爭的反覆不定，一方面是 武后政治勢力消長的最佳寫照，另一方面也是宗法制度下尊崇父系宗族以別於禽 獸之「知母而不知父」的價值維護戰。無論如何，此次論爭，可說是服制史上一 3 次重大改革，崔述所指 ：「此五服所最重，古今變更之尤大者。」是父尊/母卑 地位的第一次調整。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對於服母喪才有了更根本的改變。此變事出有因： 洪武七年，孫貴妃薨，太祖命吳王為之子，詔太子服齊衰杖期。懿文奏曰 ：「在 禮，士為庶母緦。陛下貴為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太祖怒， 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為著令。蓋《孝慈錄》特為庶母起 耳。4 孫貴妃之薨，引起了太祖與司服的懿文之間服母喪之論爭，懿文所代表、維護的 5 正是《儀禮》以降的禮制喪服傳統，而太祖無疑是明代掌握最高權力的君王 ， 一旦「太祖怒」，則馬上顯現出其間的權力運作，若懿文再議，以明初的問政環 境輕則廷杖重將處死，也因此《儀禮》以降的喪服傳統得臣服在太祖的嚴威之下， 終在洪武七年，太祖本著「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夫人情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