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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刑讯逼供遏制思考 　　摘要公安部日前作出部署,决定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坚决遏制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禁绝刑讯逼供,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制文明的要求,本文从刑讯逼供的危害、存在的原因出发进行分析,对遏制刑讯逼供中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粗略探讨。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遏制对策 　　5月13日上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的人民币65万元。至此,因“故意杀人罪”而冤狱11年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终结。 　　从去年年初的“躲猫猫”开始,“喝开水死”、“摔跤死”、“做梦死”……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受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危害巨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思想意识因素。 　　1、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即: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的。我国现阶段有些司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仍奉行有罪推定之实,实施刑讯逼供。 　　2、封建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君权和特权至上,没有人权的概念。我国现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体制,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更加偏重惩罚犯罪。有些刑事侦查人员认为自己有权力,便可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刑讯逼供在所难免。 　　(二)法律制度因素。 　　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即: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2、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 　　3、我国证据制度很不完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口供的严重依赖,部分执法人员把口供视为最重要、最简便、最有效的证据,甚至奉为“证据之王”,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我国《刑讯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对于威胁、引诱、欺骗获取的言词证据加以排除,这一规定过于含糊过于简单,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但是对通过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其他证据能否使用也没有规定,实践中也就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这无疑会促使刑讯逼供的发生。 　　4、刑讯逼供是我国典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我国典型的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其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作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5、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承担。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从而无法向检察机关控告,所以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 　　6、讯问规则不完善。目前,在我国讯问规则中,讯问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并不允许包括辩护人在内的第三方在场。此外,讯问的地点大多设在司法机关内部的特定场所,不可能实现讯问过程的群众监督,这就使得刑讯逼供处于较为隐蔽的位置,刑讯逼供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由此被讯问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受到刑讯逼供的手段如何,程度如何都无从认定。 　　7、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是,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有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依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才能发现,而这些都属事后监督,需要提供证明,所以也很不现实。另外,基于机构设置、工作场所的安排,职业利益的“一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