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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盈余管理及经济分析 　　理论分析及研究设计 　　尽管在２００６年后，长期资产类减值不允许转回，但短期资产仍然可以在适当情况下转回．因此，本文分别考察资产减值总额、短期资产、长期资产的减值信息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借鉴李增泉［７］的指标设计，设立两类资产减值指标：以资产减值期末值为核心的资产减值比例和以资产减值当期净变化为核心的资产减值比例，第一类指标侧重反映企业累计计提的资产减值占相关资产的比例，第二类侧重反映本期计提金额占相关资产比例．上述两类指标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表现为：若企业存在提高当期利润的动机时，则可能在本期计提较低比例的减值，若企业期望提高未来期间的利润时，则可能在本期计提较高比例的减值，从而为未来的转回提供足够的准备．有关资产减值指标的详细信息参见表１．会计的稳健原则要求财务报告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的更加及时充分．在实证检验中，通常以股票回报作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替代变量，正股票回报视为好消息，负股票回报视为坏消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强化稳健原则一直是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主调．新会计准则进一步扩大了资产减值的范围，且命令禁止转回已确认的长期资产减值损失．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Ｈ１：企业计提资产减值体现稳健原则，即相对于好消息公司，坏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表现出较强的政府干预特征，如相关证券法规对公司首发、配股资格和亏损上市公司均作出了相应规定，且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以会计数据为依据，这必然会促使企业利用盈余管理手段迎合政府监管．根据规定，当公司最近一个年度的股东权益小于零，就会被处以ＳＴ处罚，当本期发生重大亏损，将可能导致该情形的发生；当公司连续两个年度发生亏损，将会被处以ＳＴ或＊ＳＴ；当公司连续３年发生亏损，被处以暂停交易处理．因此，本文预期，为避免被处以ＳＴ／＊ＳＴ／暂停交易的处罚，上市公司具有扭亏动机．本文将以下３种情形视为上市公司存在扭亏动机：①上年亏损，本年盈利；②过往两年连续亏损，本年盈利；③过往３年连续亏损，本年盈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Ｈ２：当上市公司具有扭亏动机时，其减值计提比例偏低．根据我国再融资相关法规，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期间，上市公司若要申请配股或增发，其最近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１０％，且最近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１０％．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期间，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条件修订为最近３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６％．我国同时对该比率的计算作出了规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Ｈ３：当上市公司具有配股动机时，其减值计提比例偏低．尽管我国对亏损上市公司作出特别处理的处罚，但并未对亏损程度作出相关规定，即无论企业亏损多少，所受的处罚不存在差异．因此，若企业当年发生重大亏损，且难以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扭亏为盈时，为提高未来期间盈余从而撤销特别处理，企业可能会通过增加本期减值计提比例，以便今后转回减值．而对于长期资产减值，尽管已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但该类资产未来期间的折旧额将以减值计提后的资产净值为基础，这样，若当期计提较大比例的减值，未来期间则可以相应减少折旧金额，同样能够达到增加未来期间盈余的目的．此类盈余管理手段称为大清洗．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Ｈ４：当上市公司的ＲＯＥ小于该变量所有负值的中位数，则该公司被视为具备大清洗动机；当上市公司存在大清洗动机时，其减值计提比例偏高．企业利润平滑动机由Ｈｅｐｗｏｒｔｈ首次提出，再经由Ｇｏｒｄｏｎ加以拓展，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大多支持公司确实存在平滑盈余的行为［１４］．Ｈｅａｌｙ的研究表明，管理人员为使企业盈利保持在盈余上限与下限范围内，一般会采取利润平滑的方法．斯科特［１５］将引发管理层平滑利润动机的因素概括为３个方面：分红计划限制、规避违约风险、降低解聘可能和传递市场信息．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五个假设：Ｈ５：当上市公司的ＲＯＥ大于该变量所有正值的中位数，则该公司被视为具备利润平滑动机；当上市公司存在利润平滑动机时，其减值计提比例偏高．当公司高管即将离职时，会倾向于采取措施以提高报告盈余，以提高他们的奖金，业绩差的高管也会尽量提高利润，以防止被解雇；同样，新上任的高管会尽量降低当期盈余，从而将责任转嫁给前任，以提高未来经营业绩．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六个假设：Ｈ６：当上市公司本期发生高管变动时，其减值计提比例偏高．理性投资者关注企业未来经济业绩，并依据当期报告盈余修正其对企业未来业绩的信念，而管理层作为企业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必然会通过报告盈余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准则要求企业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决定其减值计提额，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