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诺维特-经济行与社会结构(沈原译).doc

PAGE PAGE 23 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马克·格兰诺维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沈原??译 简介：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被社会关系影响是社会理论的经典话题之一。只要这种关系存在，那么由它们的“在场”所引致的状况就只有通过一种思想实验，就像霍布斯（T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或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 “原始位置”等来想象了。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嵌入性。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曰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时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嵌入性的地位与人类学的“实质主义”学派相关，人们通常将这个学派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94；波兰尼，艾瑞森伯格和皮尔逊，1957），以及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道德经济”观念（汤普森1971；斯科特1976）是同一的。它在某些方面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关系。 然而，对于这种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对嵌入性观念的突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接受。大部分人坚信早期社会中的嵌入性程度实质上并不比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低水平嵌入性更高。这种基调是亚当·斯密首先设定的，他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相似的立场，这种立场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即使是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也是完全无关的（Scheider,1974）。由于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涉猎的同路人们拓展了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新的兴趣点，这种立场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大多关注什么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并且主张先前的诠释将许多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中的行为和制度看作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现在可以将它们视为是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的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例如，North and Thomson 1973;Williamson 1975;Popokin 1979）. 我的观点与以上两种流派的观点都是有分歧的。我认为，如果使用嵌入性理论来审视社会经济生活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话，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在非市场社会中嵌入性的水平要比实质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要低，而随着现代化发生的变迁要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小；当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总是并将继续是更为实质性的。这里我并不企图去考虑由非市场化社会所提出的问题，相反我打算从对嵌入性观点的理论探讨开始。然后通过探讨一个来自现代社会的问题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价值。当前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于经济秩序的问题——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何种交易在市场中实现，何种交易应归属于等级制的厂商”。这个问题已经因为威廉姆斯（Oliver Willianson）所开创的“市场与等级制”的主题研究而曰益提到了显著的位置（1975）。 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人类行为的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 我将从批判丹尼斯朗的《现代社会学中人类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中的“过度社会化”开始——“过度社会化”指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从共识中发展起来并通过社会化内化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支配，所以服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如果说这种概念在1961年影响非常重大，那主要是源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同以及他自己意图通过超越包括霍布斯在内的功利主义传统中关于人的原子化和社会化不足观点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努力（Parsons 1937,第89-94页）。朗赞同对原子化功利主义的突破和对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的嵌入性的强调——这是霍布斯思考中缺席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他也提醒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嵌入性的程度和消除冲突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