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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 “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发现问题”并“找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广博的阅读和长期的积累，是学术研究的源流；科学的方法和缜密的论证，是学术研究的手段；“让思想站起来”，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思想崛起，而思想崛起有赖于学术创新。 一、学术创新要提出新问题 　　 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A?爱因斯坦，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第66页。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学者归纳为以下四类：首先，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是“史无前例”、“填补空白”或开创性的；其次，所谓“问题”，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再研究；第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第四，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所以，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这样的例证层出不穷。 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问题之一：中国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依然很穷。邓小平看到了问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用农村土地承包制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制，结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问题之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少数西方人士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也有人重新鼓噪“中国威胁论”。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关于这条道路，郑必坚着重强调三点：（1）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2）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3）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北京：《学习时报》，2003年11月24日。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北京：《学习时报》，2003年11月24日。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种观念，认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这种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面对教育存在的误区，科学家钱学森在逝世前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问题之四：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尚不完善，在具体评价工作中存在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名望不重实绩、重论文不重工作水平、重短期成果不重长远积累、重设施改善不重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平均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 雷 宇：《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北京：《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10日。 同时，科技论文“唯国外发表”的评价模式，导致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风盛行。科研评价体系“授柄于人 雷 宇：《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北京：《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10日。 姜咏江：《科研评价体系怎能“授柄于人”》，上海：《文汇报》，2010年4月23日。 当然，问题有真问题、假问题，学术性问题、非学术性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偶然性问题、必然性问题等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点是首先要弄清所讨论问题的真假。 近年来学术界都在谈“中国问题”，这一意识固然不错，但在谈“中国问题”时所用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不是“中国的”。很多人是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学科和体系、理论与方法、经典著作与理念，介绍了许多学派与大师，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便于学习和借鉴各国有益的文化成果和研究方法。但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西方苹果的理论来解释甚至改造中国的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有不少并无现实可行性，如果盲目应用，会引起社会政策基本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