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docVIP

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建安以后，文学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 从“文学的自觉”说起 从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以来，“文学的自觉”就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命题。按照鲁迅的定义，所谓自觉，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在这里，文学（“诗赋”）与儒教（“教训”）的对立，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术史常规思考模式，在中古学术史研究领域，我们如今仍常看到文学盛因经学衰、史学盛因经学衰、子书衰而文章盛等等观点，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此消彼长”逻辑。 鲁迅对儒教约束文学的看法，当然是有证据可以支撑的，扬雄就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谓“则”，就是立正则，或者说就是要“寓教训”。但扬雄的话同时也说明，那种“丽以淫”的，即无教训、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自来有之，换言之，文学沾染儒风倒是个阶段性现象，无怪乎后来不断有学者将“自觉”时间自鲁迅规定的曹丕时代上移，乃至有了汉代自觉说、战国发端说、春秋自觉说种种纷争。 本文无意处理文学自觉问题，检讨这一段学术史，是想指出“此消彼长”这一叙述模式本身可能的缺陷：当使用这个模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消减一方的强排他性，并且以此消为彼长的根本甚至唯一原因，但事实上这两者都是很难评估的。在儒教强势时，文学就不发达吗？那如何解释宋代文学的繁荣？在强势思想退潮后，文学就会自动发达吗？那为什么中古时期“自觉”的是文学、史学而偏偏不是直面思想的子书？这些问题都说明，“彼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此消”是一个太过简单的解释。 所以，重新回溯中古文学的产生，我认为“文学自觉”让其他影响因子多少被忽视了。事实上，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权林立，互相竞争，文学在这样的时局中，很难完全置身事外术而艺术。本文想说明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分裂时期，文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开发为一种宣传工具，中古文学也正是随着宣传功能的开发而开端的。 新文学功能的发现 宣传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本是宣布传达之意，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宣传”，意义已与古汉语不同。其西文原是不太常用的宗教词汇，有“传教”之义，直到一战，随着协约国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它才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成熟于战争的宣传，既对内更对外，要实现占据正义、鼓舞军心民心、煽动对敌仇恨、拉拢中立等等多重任务，还要对突发的具体事件给与解释。换言之，宣传本身也成为战争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诞生历程，让现代宣传概念比“宣布传达”适用范围要狭窄，但意义层次却更丰富。 尽管作为通行概念的宣传实属晚近舶来，作为现象的宣传却是自古有之，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宣传。在政权分立时期，来自不同立场的言论确实可以放在宣传视角下解读，但在古代史领域，其实很难见到“宣传史”研究。1985年出版的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可能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古代宣传史著作，但此书将宣传概念极度泛化，导致很多史料解读颇显牵强，比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被视为一种宣传思想。而这也正可见，古代宣传史研究之所以不彰，史料匮乏是一大原因。 按照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看法，所谓宣传，就是通过重要符号控制集体态度。符号，无论文字、图像、音乐还是概念、口号、象征物，构成了宣传活动的核心。尽管局限于史料，我们可能无法详尽勾勒早期社会宣传活动的执行过程和实施效果，但那些曾经使用过的符号多少还散落在文献中，可供后人追踪。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符号之一。 对于今日的读者，“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已经是熟识论调，但文学介入宣传，或者说宣传介入文学，是从何时而始呢？无论对于宣传史还是文学史，这都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如果我们在比较狭义的层面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那么中古时期正是宣传文学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尽管文学已经参与了“润色鸿业”，但它尚未在纷争世局中充当过利器。建安以后，文学就不止于润色已有的鸿业，它还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 案例之一：曹操的周公乐府 在《三国志·崔琰传》“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条下，裴松之补充了两个故事：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青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