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的土官制度.doc

PAGE PAGE 10 论元朝的土官制度 方 铁 元朝建立的土官制度，是边疆管理制度方面的重要创造。 土官制度由先秦至唐代的羁縻治策演变而来。羁縻治策的基本内容，是封建王朝借重边疆民族首领的势力进行统治，即根据其势力的强弱，分别赐与王、侯、邑君和邑长等封号，实行土长与郡县参差而治的双轨制。朝廷为分封的王、侯和邑长配备丞等协助管理的官吏，规定予封的王、侯和邑长的级别分别类同于边郡或县。受朝廷所封的王、侯、邑君与邑长，世袭其职，世率其民，并非是国家的正式官吏。朝廷对王、侯、邑君和邑长的管理相当松弛，并未形成统一的管理规则，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亦表现出明显的随意性。此外，封建王朝对在蛮夷地区的经营不指望经济回报，于此类地区规定的贡纳甚轻。 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138页至14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同。 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138页至14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同。 明清两朝，对由元代土官制度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的内涵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明史·土司传》言：“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一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一○《土司传》，第7981页，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一、土官制度的内容 元朝的土官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土官为国家的正式官吏，官职不可随便废除，但可世袭。元朝广泛任用边疆蛮夷首领为各级土官，对土官信任的程度，任命土官数量之多及予权之重，均超过前代。元朝把对任用土官与设置统治机构密切结合，土官任职的统治机构虽仍有羁縻性质，但纳入国家行政系统与内地统治机构同样管理；出任土官有正式的品秩，在待遇、权利与义务等方面与内地官吏并无二致。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一《百官七》，第2318页；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648页。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一《百官七》，第2318页；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648页。 设立军事统兵性质的宣慰司，并广泛任用土官为宣慰使司、宣抚司的官吏，是元朝的一项重要创造，并为明清所继承。元廷规定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 《元史》卷九一《百官七》，第2318页。 由记载观之，宣慰司在各地亦有设置，但以在西南蛮夷地区设置最多及影响最大，因此可视为土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宣慰使司官吏带兵镇守各地，掌握的实际权力甚大，元朝广泛任用土官为宣慰使司 《元史》卷九一《百官七》，第2318页。 朝廷对土官管辖地区的统治明显深入，尤其体现在广泛设治、执行法律、清查人口、征收赋税等方面。据记载，云南行省辖三十七路、二府、三属府、五十四属州及四七属县，“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 《元史》卷六一《地理四》，第1457页。 此外还置曲靖等10处宣慰司及若干宣抚司。设治之密与统治之深入均超前代，湖广行省的情形与云南行省类似。元代以前，未见封建王朝在西南边疆清查人口的记载。元朝采用与内地近似的方法治理边疆，多次在云南行省清查人口，如至元十九年有籍云南新附户的记载，言自兀良合台镇守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至是元廷令已籍者勿动，新附者籍之。 《元史》卷一二《世祖九》，第246页。 其时云南及其附近地区有户128万余。宋元以前，历朝在西南边疆仅象征性的征收土产，正式征收赋税始自宋元。元朝在云南行省以征收秋税和夏税为主， 《元史·泰定帝一》：至治三年，“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三分。” 《元史》卷六一《地理四》，第1457页。 《元史》卷一二《世祖九》，第246页。 《元史·泰定帝一》：至治三年，“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三分。” 第642页。可证。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第2359页。 元朝将组织土军定为制度，土军由南方蛮夷组成，归土官管辖，但可由朝廷调用。据《元史》记载，云南行省的土军有爨僰军、罗罗军、和泥军等，分别由云南本地蛮夷之僰人、罗罗、和泥等组成，湖广行省也有类似的情形。土官官署可领土军。率领土军参加朝廷组织的征伐，是土官的重要义务，《元史》中还有土军奉调远征缅国、安南乃至日本的记载。 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651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