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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我与经济学院的点滴 日期： 2012-05-07??信息来源： 经济学院 我是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77级）进入北大经济系的，算下来到今年春天已经整整34年了，入学时我刚及弱冠，现在已经是55岁的人了，时光真快。在北大经济系（1985年后改建为经济学院）这30多年间，我从本科到研究生，先后获得了北大的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1992年35岁时破格晋升为教授（据当时的校长吴树青先生说，当年我是北大社会科学部各院系中最年轻的教授）。自1993年起，我开始兼任行政工作，连续任了两任副院长，协助时任院长的晏智杰教授。自2002年起任经济学院院长直到2010年任副校长。一步步走来，北大经济学院与我的生命，与我的成长，的确不是简单的言语能表达清楚的，我敬仰她，依赖她，更从心底爱戴她。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我从北大荒到北大，我说看起来一个是荒原边陲，一个是学术殿堂，天壤之别，但对我的影响有惊人的相同之处，那个年代的北大荒人与自然间的争斗之残酷，使得人们首要的是回答如何面对自然，尊重的是在大自然争斗中的强者，因而不太承认人们相互间社会背景的差异；那个时候的北大，人与科学间的对话之艰辛，使得人们首要的是回答如何面对科学，尊重的是在科学探索中的收获者，因而不太关注人们相互间社会身份的不同。北大荒和北大共同推崇着一个事物：公平。我是文革期间随父亲下放到北大荒的，在那儿度过了我的少年并初入社会，在当时叫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师20团5营5连做农工。虽不是出生在那儿，但确是长在那儿，直到21岁进入北大经济系。到现在，我真正生长过的地方只有这两处。在北大荒时间不长，却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形成。但真正教我带我长大的地方是北大经济学院，不仅是已过去30多年的时光，而且更在于她塑造了我的品格，赋予了我力量。 其实，我高考报志愿时，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因为我不知大学里还设有经济学系，不知道还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那个年代不重视经济，更不重视经济学，再加上我中学读书支离破碎，多有无知。也可能是由于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调剂到北大经济系，如果那时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吸引人，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学经济学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在北大荒，我不知道大学经济系是学什么的，甚至对通知书上写的录取为“北大普通本科生”的含义也不十分清楚，何谓“本科生”？何为“经济学系”？挺茫然的。 带着这种茫然我进入北大经济系，当时是在大饭厅（现在的百年大讲堂）迎新，刘文忻老师迎接我并帮我把行李送到37楼宿舍。我见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系学什么”？本科四年真的非常刻苦，不光我，整个77级，整个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都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追赶。 刘伟看望陈振汉崔书香先生（2003年） 有趣的是，大学本科四年下来，我们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专业方面自不必说，没有一本出版的教程，甚至外语课也是老师刻钢板油印的活页，而且是每堂课后发下堂课用的部分活页。有一门课是“世界经济地理”，需要画很多地图等，主讲老师是陆单明先生，讲义是他一笔一笔刻钢板油印出来的，地图也是手工刻画的，真不容易。陆先生的课讲得精彩极了（他已经走了许多年了，前几年他的学生们还聚在一起怀念他，并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我还受邀为文集写了序）。在当代大学没用过一本公开出版教科书的本科生，可能就是我们了。那时百废待兴，老师们也在准备。但这种状况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我们，使我们看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和教材之外的东西。 刘伟看望石世奇先生和师母 刘伟看望张友仁张秋舫先生 刘伟看望赵靖先生 还有一件趣事，我们全部课程中，几乎没有一门课是由一个老师从头至尾全部承担的，大都是由几位老师合开的。记得《政治经济学（上）》是由萧灼基、傅骊元、王茂根、张秋舫、何绿野等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下）》是张友仁、刘方棫、李克刚、解万英、智效和、雎国余等老师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是由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刘文忻等老师讲授；《外国经济学说史》是由陈岱孙、靳兰征、晏智杰、商德文等老师讲授；《世界经济》是由洪君彦、张康琴、朱培兴、张德修、巫宁耕等老师讲授；《中国经济史》是由陈振汉、熊正文、李德彬、蒋建平等老师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由赵靖、石世奇、陈为民等老师讲授；《部门经济》是由杨勋、张国有、何凤琴等老师讲授，等等。其他课也大都如此。这一方面可能是拨乱反正初期我们的老师也需要时间备课，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机会领略了几乎全部当时经济学系的老师们的风采。这里的老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真是精彩，个个都有一段吸引人的故事。 先说陈岱孙先生，大家都称他为岱老。出身名门，叔祖陈宝琛曾任过晚清皇上的国师，家族中曾出过二代三人同科中第的盛事。岱老5岁发蒙，自幼饱读经书，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我曾读过岱老写的一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