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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视角看待科技教育 8月17日，“科技教育的新视野”分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胡兴昌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丁邦平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周荣庭教授、澳门大学魏冰教授、上海自然博物馆顾洁燕教授和东南大学杨元魁博士5位领域专家，围绕科学教育进行大跨度的研究和实践分享。专家们从国际比较教育、科技史与科学哲学融合、新媒体辅助科学教育、博物馆科学教育、脑科学基础研究等不同角度切入，从国际到国内，从校内到校外为与会科技辅导员们带来了科技教育的新视野。 加强基于本土的研究，推动立法保障科学教育改革 丁邦平在主题发言中首先强调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完整的人。2014年，中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提出核心素养概念也印证了这个观点。核心素养强调了国家对下一代的素质期待，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6大素养。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丁邦平提出学校科学教育改革需要人大立法保障。美国2001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2015年由总统奥巴马签署《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通过法律保障所有的儿童都在阅读、数学、科学3个核心学科上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了法律的保障，美国在科学教育改革上投入的经费也是惊人的，据统计，2010-2011学年，美国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阶段，教育总共花费了6320亿美元，公共教育经费成为美国在军备支出之后最大的公共开销。日本早在1953年颁布的《理科教育振兴法》就开宗明义地规定：理科教育作为构建文化型国家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教育使命。2016年，日本政府根据《科学与技术基本法》制定了“科学与技术基本规划”，对普及科技教育的经费投入、人员落实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规定。反观中国，在1993年颁布的《科学技术进步法》、2002年颁布的《科学技术普及法》方面，都没有涉及到科技教育方面的规定。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政策制定、教师教育改革、科学教育课程评价改革，都是以坚实可靠的科学教育研究为基础的。与国际社会相比，我们国家的科学教育改革主要是依靠行政主导、以往经验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理论，极度缺少本土化的基础研究数据支撑。但问题是，我国的科学教育改革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有国情展开的，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科学教育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与发达国家的不完全一样。所以，过于依赖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充分认识创新的脑机制，基于大概念开展科技教育 杨元魁从脑科学研究出发，谈创新人才培养，为与会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杨元魁认为，从脑科学角度看，科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知情的决策者，使学生具有进行正确决策的知识基础和相应能力。 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个性化的、在不同背景下针对不同目标的决策和创新能力。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决策能力不一样，由于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每个人的决策网络是不一样的。当然，要发展出比较好的决策和创新的能力，需要很多能力的结合，例如执行功能和社会情绪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创新的类型来说，一种是日常创新，这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能力；另一种是杰出创新，这是极少数人才具有的能力。决策是创新的核心过程，决策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系统：一类是依靠感知形成判断，即常说的直觉；另一类是推理决策系统。不管是哪一类决策，其基础都是掌握概念和建立模型。能否有效地掌握概念、建立模型会影响人们的决策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为学生提供基于大概念的科技教育。 关于创新的脑机制研究，科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首先，人脑中并没有专门负责创新的结构或组织。其次，在人脑的6个网络中，执行控制网络、默认网络和凸显网络与创新能力的相关度较高。默认网络负责创新思维的产生，执行控制网络负责创新思维的评估，凸显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双向调节工作。默认网络是创新的脑机制里很值得关注的部分，这一组脑区在认知工作开始的状态下，比如说做数学题或者思考事情的时候，反而比静息状态时还要更加安静，所以往往又被称为“静默网络”。此外，默认网络还与“心智游移”这种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神儿或开小差儿。研究表明，人出现最有价值创新的时候，往往不是在非常专注的情况下，而正是在心智游移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要客观地看待孩子走神儿的现象。此外，对于记忆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当人形成长期记忆时，神经元连接处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形成了错误概念，对后续的学习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从小开展基于大概念和探究的科技教育，并且高度重视科技教师的培养。 在真实情景中促进参观者学习 在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下，如何激发参观者的兴趣，如何应对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是博物馆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2015年，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展了一项参观行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