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片文学理论和批评.ppt

第六章 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文论和诗论开始分道扬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把诗和文放在一起来探讨的。但是到了唐代，因为诗歌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兴盛，人们对诗的特点、文和散文的界限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人们也就把它们分开来探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有密切联系。六朝时期，文学注重辞藻雕琢。 唐朝文章从骈俪体发展到散文体。唐朝统治者科考取士分两个内容，一个是诗赋，一个是作策论。诗赋是韵文，策论是散文，所以也就促使了诗与文的分野。总之，唐代是文论和诗论的分道扬镳，表明人们对文学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化。 第一节 唐代的文论（上） 唐代的文论，是在批判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基础上形成的。隋朝的统治阶级就曾经要求建立一种质朴的文风。隋文帝杨坚曾经向全国发过一个禁止文风华靡的布告。 隋朝的大臣（侍御史）李谔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激烈地批判齐梁的文风，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站在过去正统儒家的思想高度上，单纯强调了文章为政教服务并没有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 另外隋朝的大儒王通在他的著作《中论》里也从正统儒家的老观点出发来攻击六朝文风。他的正面观点很陈腐，强调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而对于文学本身的特点，他也是不重视的，甚至发挥孔子的“游于艺”的观点，表现出轻视文学的见解。隋代人只强调政治教化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文学理论上没有建树。 真正在文论上有所建树的是唐代人。他们不是用陈腐的观点去反对形式主义，而是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文学的特点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不但取得了收效，而且他们的文论在后世也很有影响。唐代的文论家我们学习最重要两家，一个是盛唐的刘知几，一个是中唐时的韩愈、柳宗元。 刘知几《史通》中的文论见解 刘知几，字子玄，唐玄宗时曾参与编修国史，写了著名的《史通》。《史通》是一部史学著作，是讲写历史的方法。《史通》虽是一部论历史学法的书，但《史通》中相当一部分的见解，既是刘知几的史学观，也是他的文论见解。 首先，刘知几提倡真实性。史传散文讲实录，孔子的《春秋》“不虚美，不隐恶”。在文学理论上来看，就是主张反映事物要真实。刘知几在《史通?鉴识篇》说：“历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他批评六朝时的历史家，在写历史的时候“大抵皆华多于质，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正因为六朝的历史家记事总追求对仗、骈俪，所以记事时也就失去了真实性。他举例说“假有辩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郦叟就是汉代的郦食其，曾以雄辩之才折服过刘邦。 周昌也是汉代人，是跟着刘邦走南闯北打天下的忠臣。这个人梗直，但缺乏口才，一着急就结巴。所以“吃若周昌”。《史记》直接写出了这个人结巴的语言，非常生动。 子羽是春秋郑国的大臣，经常出去当使节，所以也叫行人子羽。他很善于外交辞令。仲由是孔子的徒弟子路，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属于性格豪爽的。孔子提问题，他往往不假思索地回答。 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他们说话的风度、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历史家应该真实地写出他们的语气来。反之，如果象六朝时代的历史家那样，一律用骈俪的文字来写他们的语言，那就不得不“一概而书”，把他们的话写得完全相同，这样也就掩盖了人物真实的个性。 刘知几又主张写历史事件，在叙述的时候应当简练。他在《叙事篇》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为工者，以简要为主。”他批评六朝人写的历史废话太多。“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刘知几主张简练，也是针对六朝的骈偶风习提出来的。 刘知几于文章主张简要，并不是脱离内容表达单纯求简练，而是要作到“文约而事丰”。所以，他主张简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上的精练。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所以他提出“用晦”的主张。刘知几所谓“用晦”并不是晦涩，而是语言精练而含义深刻，内容丰富而完整。 刘知几在《史通》中举了用晦的具体例子。比如《左传》写楚王去巡视军队，对三军的感动只用了几个字：“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用几个字作了个生动贴切的比喻，把当时前线上的气氛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读来余味无穷。 刘知几又举了《汉书》的例子。《汉书》上说翟公这个人，原来做过廷尉，声势显赫，所以那个时候宾客盈门。后来罢了官，无权无势，所以家里冷冷清清。《汉书》也只用了几个字叫“翟公之门，可张雀罗”来说明这件事情。 刘知几说：“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从这些论述来看，刘知几的“用晦”，对于文学创作怎样把语言写得精练、含蓄、生动，确实是很重要的。 六朝作史不但有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倾向，在语言上还有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刘知几提出“言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