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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物东南亚国家市场拓展策略研究 　　广义的出版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包括定期出版物和不定期出版物两大类。定期出版物又分为报纸和杂志(也称期刊)两类。狭义的出版物只包括图书和杂志，不包括报纸，因为报纸属于新闻工作领域，至于音像读物作为出版物，是否适当，也有不同意见。这些问题将在实践中逐步明确起来。 　　摘要：在“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下，东南亚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兴战略市场。地缘政治需求和东盟产业合作的前景、提升中国软实力、加强与该地区的文化交流等因素决定了开拓东南亚出版市场的必然性。针对东南亚市场的特殊性，中国出版企业在进入过程中必须克服市场不规范、翻译人才缺乏、需求量不足等问题，寻求有现实操作性、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之法。 　　关键词：一带一路;东南亚市场;中国出版物 　　自从中国加入WTO，中国出版业迈开“走出去”的步伐已有十余年。在这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从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大型工程“金水桥计划”，到串联国外出版业与本土出版业合作发展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出版项目开绿灯，不限量提供其所需书号。经过这些年的多重努力，中国图书出版业在对外输出图书版权及其品种数量、缩小出版业进出口贸易逆差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2013年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提出，2014年年底，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丝路书香工程”正式获批，中国与周边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区域合作平台重要性迅速突显出来，这影响了现有的出版业“走出去”发展格局。经济学中的“木桶定律”最简单直白地揭示了“短板效应”，即木桶盛水量的多少并不是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长久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心完全放在欧美市场，集出版业最雄厚的资金、最优秀的人才、最具倾向性的政策去涉足与中华文化截然不同且如今尚占据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圈，投入产出比自然不尽如人意。相较之下，与中国有地缘基础，与中华文明有血缘关系，深受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影响的东南亚地区，近年来在中国出版“走出去”发展版图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不同于我国与东北亚日本、韩国出版市场的深入交流合作，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地区出版业的合作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一、开拓东南亚出版市场的必然性 　　根据出版业界的普遍认知，东南亚出版市场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的出版市场构成，即包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10个国家的出版市场。“冷战”时代，由于受到“冷战”格局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分属两大阵营，彼此互不来往、各怀敌意。1991年“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始建立外交关系，并与东盟组织正式建立对话。目前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东盟，作为亚洲强大新兴的政治经济力量，其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对中国而言其战略合作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 　　东南亚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由于清末民初大量移居到当地的华人，以及地理上相邻所带来的人员长期交流和物资互通有无，中国与东南亚有着丰富的地缘文化共性，这有利于文化的深入交流合作。作为亚洲地区的“新晋三好学生”，中国成为东南亚渴望追求理想生活国家的具体实践典范。对东南亚来说，中国不再是文化“后进”地区。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双边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凭借日益强盛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在东盟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中国在东盟地区逐渐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不过，“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以及南海冲突、政治制度不同所导致的核心价值观缺乏影响力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进行深入合作交流的现实障碍。因此，对东南亚地区开展文化外交成为打破这一困局的重要突破口。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驱除那些不和谐声音。以图书为代表的出版物，作为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精髓、中国价值理念及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沟通桥梁，成为中国开展东南亚地区地缘文化外交的有利工具。 　　二、东南亚出版市场的开拓进展阶段分析 　　1、盛行“拿来主义”的市场培育期 　　由于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并不长，出版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侵权成本低而维权成本高，出版机构版权意识薄弱，出版物发行保护起点不高等问题司空见惯。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的版权贸易机制之前，东南亚地区中文图书市场盗版现象相当普遍。盗版方式按难易程度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本地印刷。将全书照原样复制，这种形式成本低，流程简便，但水平低下，多数粗制滥造。二是到广东等地进货，购买中国本土炮制的盗版书。这个过程虽然复杂了些，但是胜在简单方便，能够有效把握出版市场行情。三是将中国图书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