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能源专家讲座大作业.docxVIP

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了解程度与对其态度关系的调研报告 工物60 一、背景： 至今（2016年），核电站已经有了62年的发展历史。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于1954年在前苏联建成。回顾核电发展历史，1966年到1980年可以说是“核电的春天”。然而，从1979年三里岛事故，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核电发展进入滞缓发展阶段。从下面的图表可以看出发展的速度变化： 图表1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及增速[1] 实际上，一个国家对于核电的投入多少主要是依据政策的变动，而政策的变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公众，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对于核电的态度的影响。公众对于核电的态度在很多时候会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他们对于核电站事故的看法往往也是受误导的，比如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问题“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是核爆炸吗？”，40％的参与者选择“是”。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有具体实例： 2010年6月，香港及部分内地媒体将大亚湾核电站燃料元件裂纹（轻微破损）事件进行了报道，由于误解或信息掌握不充分，报道失实，存在一定夸张性成分事后 ，《南方周末》 联合腾讯网做了一份有关“民众核电态度”的调研,总计收到50627张投票......可看出,对核 电发展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超过半数,对在家门口搞核电反对情绪强烈，绝大部分民众最担心 核事故的发生，超过半数民众认为政府的宣传不足采信。【2】 所以，对于公众关于核能，核电知识的普及，尤其是加强媒体报道专业化对于提高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认知水平，为核电发展创造理性的社会舆论环境初步看来是有必要的。为了探究这两者是否具有正向的关系，如果具有，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又有多大，我和几个同学就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了解程度与对其态度关系展开了调研。 二．文献调研： 在查阅的文献中，先前的研究对于可能影响公众对于核能核电态度（接受程度）的因素给出了很多假设。具体到我们的研究主题，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先前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完全一致的结论。 图表2总结了对于此因素得出较明确结论的文献： 图表2 过往研究关于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了解程度与对其态度关系的结论 作者 研究人群 结论（正/负/零相关） Changxin Liu【3】 普通民众（全国各省抽样） 正相关 陈方强【4】 普通民众（我国的，日本的） 正相关 Daniel J. Levi【5】 1985 Cal Poly州立大学普通心理学课程学生（支持，反对，中立者） 零相关 1986 Cal Poly州立大学普通心理学课程学生（支持，反对，中立者） 支持者和反对者了解程度相近，中立者低于这两者 Younghwan Kim【6】 民众（19个国家，GlobeScan2005数据） 正相关 一方面，一下的研究都指出两者之间关系为正相关。在Changxin Liu等专家的研究【3】中，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了解程度被划分为以下变量加以考察：a.公众具有多少核能知识；b.公众对于自己对核能熟悉程度的评估。在文中，他们计算独立变量（评价指标）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系数越大，则关联度越强。计算得的变量a的Cramer’s V 系数为0.114，变量b的Cramer’sV 系数为0.128。而该项指标最高的人们对于核电对于国家电力供应的好处的Cramer’sV 系数为0.232（具体数据和分析方法可以参考原文）。可见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了解程度对于他们对核电的接受程度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陈方强等学者的研究【4】中引述了2010年《南方周末》联合“腾讯网”做了一份有关“民众 核电态度”的调研和2011年3月，《新京报》所做的专项调查，可见民众 对于核电核能了解程度一般，绝大多数民众反对在家门口建核电站，但是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但同意发展核能。而Younghwan Kim【6】等学者的研究指出，“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带来更高的勉强接受概率，此外收入水平总体上正向影响公众对于核电的接受程度。”在他们的对比中，在没有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随着相关知识的增加，人们在强烈支持和勉强接受中更倾向于前者，在勉强接受和拒绝反对中也更倾向于前者。 另一方面，Daniel J. Levi【5】等学者的研究却发现一些与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他们分别在1985年和1986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研究：在1985年，数据分析的结论是公众对于核能核电的了解程度与对其态度没有明显关系；在1986年，他们发现，支持核能核电的学生和反对的学生对于相关知识了解程度相近，而选择中立态度者的了解程度低于前两者。我们对于这个研究的结论存有一些疑惑，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调查对象的选择，即样本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该研究只是调查了Cal Poly州立大学普通心理学课程学生，对于专业背景，包括样本数量的合理性没有验证；（2）调查问卷问题设置上，问题的难度缺乏梯度，可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