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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药管理局”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代,医药批发领域向国际国内资本开放,以及工商、商商、商卫、商政关系不断发生颠覆性变化,医药批发业的大变局到来了。
动荡不可避免,因为旧时代行将结束,而新时代尚未走出混沌——在黄昏的晚霞和黎明的微曦间,昔日不可一世的贵族可能将沦为山野村夫,出生于市井乡村的贩夫走卒则在悄然积蓄“王者归来”的爆发力。
对于医药批发业而言,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难赚钱的大生意
“二、三年内,县级医药公司可能要倒一半。三、五年内,地市级医药公司也将面临县级医药公司同样的命运。”蔡光圻认为。
蔡光圻是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嘉信医药的前身是浙江省嘉兴市医药集团公司,2003年从国有医药批发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04年,嘉信医药名列全国医药商业企业销售100强第65位、全国医药商业企业利税100强第72位。
很显然,在全国522家重点医药商业企业(即年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嘉信医药的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处在中上游。
但蔡光圻总是在各种场合向他的下属灌输危机意识。他认为,危机并这不是耸人听闻,固守传统模式的医药批发企业倒闭风潮已经山雨欲来。
与蔡光圻不同,江冬青则是广东揭阳一家小型医药批发企业的负责人。十年前,记者在一家国营医药批发企业工作时曾见过他。彼时,江冬青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2005年11月上旬,记者在浙江嘉兴采访期间,碰巧又见到了江。“我们这些小公司这几年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江冬青感叹道。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或许有助于寻觅冰山隐没在水底的真相:截至2004年底,全国的医药批发企业已经从8108家减少到7445家。由于还有部分新增的批发企业,所以实际被淘汰出局的医药批发企业达到了1400家。
另外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是:2004年全国有18个省市的医药批发行业出现汇总性亏损,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只有0.55%。在522家重点企业中,有170家亏损,亏损面为32.57%,亏损企业比重比上年扩大6.44个百分点。
另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透露,2005年上半年,尽管药品总销售额达到954.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32%,但是医药商业效益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应收款增幅上升、费用加大、利润和利润率下降的情况。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赵博文告诉记者,2004年,浙江省医药商业销售总额比1995年增长3.55倍,利税总额增长2.11倍,利润总额增长1.51倍。“问题一目了然,就是生意越做越大,赚钱越来越难。”赵博文说道。
在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看来,2004年是医药行业竞争最为惨烈的一年,2005年又是医药行业最为严峻的一年。
政府失策,市场失灵
1998年,朱长浩曾经向当时的国家医药管理局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趋势的分析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预言政策对医药市场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而在2005年11月上旬举行的“医药企业走向共赢高层研讨会”上,朱长浩否定了7年前的判断,“医药行业发展受到政策面影响很大。”
朱长浩所提及的政策面,无疑包括“三项改革”不同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降价等制约医药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所谓“三项改革”,是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体制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从1997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先后举行了两次“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三项改革同步推进”被高调提出。
但是,与医药行业的高速市场化相比,另外两项改革的推进显得缓慢而又复杂。由于“三项改革”未能同步推进,导致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局面始终得不到改观。而肇始于1999年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则使得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目前形成的状况是:改革步伐相对较快的医药行业在失去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保护之后,与之进行利益博弈的医疗机构则仍然依靠旧体制拥有甚至加强了垄断地位。
医药行业在利益分配的竞争中成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而医药批发行业的情形则更加不妙:在生产——流通——终端消费这个链条中,掌握着85%以上药品消费份额的医疗机构无疑是最强大的,而在与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医药批发企业的议价能力也是江河日下,成为整个食物链中的弱者。
药品降价也令医药行业如鲠在喉。从1997年以来,政府部门先后对药品进行了16次降价。降价的初衷无疑是要挤压药价水分,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但是由于医疗机构不愿意使用利润率低的药品,而药品生产企业则巧立名目将降价品种“改良”成不受降价政策约束的“新品种”,所以尽管有关部门宣称降价可使患者减轻药费负担总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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