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的“贫困”扶贫资金资本化运作的逻辑与问题.docVIP

悬置的“贫困”：扶贫资金资本化运作的逻辑与问题 　　“反贫困干预”的社会学含义　　当“反贫困干预”成为国家战略，“扶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范畴，这不仅激发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领域多元行动主体的“跨界协同”，更撬动了资本、技术、土地、劳力等要素的再组合，进而重构了地方社会的图景。贫困治理的意义也超出减贫本身，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治理含义。　　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在“扶贫”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始终存在着一对难以分割又颇具张力的命题，即政策话语实践中作为“社会分类”的贫困者和政策干预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贫困者。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是国家大力推动产业扶贫的结果 　　　　作为“社会分类”的穷人是扶贫识别与瞄准机制的产物。长期以来，以“收入”为标准的贫困识别框架一直主宰着世界反贫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贫困线”在贫困人口规模测定以及减贫资源的投入中都是重要的操作性工具。可以说，作为“社会分类”的穷人群体通常是由抽象的统计数据来呈现的。[1]从国内来看，1986年以来，我国的扶贫瞄准机制经历了从贫困县到贫困村再到贫困户三个阶段的逐级深入。[2]特别是2013年以来，“精准扶贫”机制通过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进而将扶贫瞄准对象落实到户到人。建档立卡的识别标准是2013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的贫困家庭和人口。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全国有8249万贫困人口，然后再按照各省和县的贫困发生率估算出建档立卡的名额。名额分解到县以后，县内的扶贫和统计部门根据县内贫困分布情况将名额分配到乡和村。村级通过民主评议的办法最终确立建档立卡的名单。名额控制的办法意在防止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扶贫资源而过分夸大贫困人口规模，却还是无法避免“精而不准”的难题。[3]　　当我们进入具体的扶贫干预过程，面对具体的穷人，在单一的经济维度向综合性的多维贫困观的转变的过程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森的“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看来，指出贫困不仅是收入的不足，更是多重形式的被剥夺或边缘化造成的能力匮乏。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穷人”绝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庞大的穷人队伍中的一员，而要把他们看作特殊阶层的成员，属于特定的职业，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并受到不同权利关系的支配。[4]收入水平是重要的，但是简单地提高收入并不是有效的减贫措施。　　在反贫困的社会行动中，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作为“行动者”的贫困者。1990年代以来，响应国际反贫困干预思潮的转变，“参与式发展”理念的引入及其引发的关于发展主体和穷人主体性的讨论，可以说在反贫困干预中超越了以收入为中心的“抽象穷人”、而去关注“具体穷人”对自身的社会境遇的理解、决策与行动。[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关于贫困干预的社会学分析几乎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即强调反贫困与再建构社区、社区自组织和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必然联系。[6]穷人的主体性也并不是单一经济理性人意义上主客二分的个体主义“自我”，而是强调穷人主体性的社区嵌入性。如朱晓阳所言：“这些穷人无法用外科手术式的脱贫手段来拯救，他们的交换活动或经济活动是镶嵌在他们所处的社区的社会关系中的，可以说他们的责任心也是以生于兹长于兹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等为依托的。”[7]从“互为主体性”的理念出发，穷人的理性只能在一定的社区和一定的场域中被解读，也只能在一定的社区和一定的场域中得以整合和发展。扶贫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引导穷人社区参与和社区建设的过程，穷人的主体性是扶贫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且穷人的参与本身应该成为扶贫的一个制度化目标。[8]　　在时下精准扶贫的诸项举措中，产业扶贫可以说是扶持力度最大、带动面最广的一种，也是贫困人群最为关心的一种。本文拟通过对产业扶贫中扶贫资金资本化运作过程的分析，来反思扶贫政策实践中作为“社会分类”的贫困者与作为“行动者”的贫困者之间的关系与张力，从而延展出对进一步完善扶贫机制的讨论。　　本研究是以笔者2016年5月在武陵片区中两个村庄（分属不同的县）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展开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焦点组访谈等。访谈对象包括县扶贫办干部2人、村支两委负责人4人、扶贫企业负责人2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2人。按照惯例，本文对县及以下地名和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扶贫资金的资本化运作：基于武陵片区的案例解读　　所谓扶贫资金的“资本化”，是指将国家扶贫政策针对贫困户的帮扶资金或农户权益，通过入股或委托的形式交付“扶贫经济组织”使用并直接投资到产业项目当中，待项目收益后贫困户按照股份或协议比例来分享收益，从而实现“资金”向“资本”的转变。　　本文选取了扶贫资金资本化运作的两种最典型形式——扶贫资金“股权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