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体研究谈文明结构.doc

版權所有．使用文章請通知作者 從身體研究談文明結構 時 間：2001年11月17日 地 點：台大人類學系系館309研討室 主講人：顏學誠 參考資料：異與同的人觀 先秦諸子與『陌生人』 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經常處於文明發展的邊陲，比如沙漠中的狩獵採集者，或是第三世界的農民。但是人類學者卻不以為自己的貢獻只限於理解這些邊陲人群的生活，而是能對人類社會的本質有所理解。例如李維史陀(Levi-Strauss)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並非只是討論交換女子所產生的姻親關係而已，它所要說明的是社會形成的機制：人類若要脫離自我封閉、內部繁殖的狀態，一個群體必須要與其他群體發生往來，女人的交換是促成群體交往最重要的手段(Levi-Strauss 1969)。而葛慈(Geertz 1973)也曾說到人類學的研究所具有的意義並非侷限於研究的對象。筆者近年來的研究對象是氣功修煉，如何賦予氣功修煉較廣大的人類學意義是本文的目的。如果李維史陀的理論說明了人類社會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本文則希望將氣功修煉關連到人類文明的問題，討論人類『文明』發生時所會遇到的一個普遍性問題，並以『修煉』這個概念說明中國文明在解決此問題時所採取的方式。 學者對『文明』概念的處理各有不同側重的面向。從摩根(Lewis Henry Morgan)開始，人類學對於『文明』這一概念多由社會演化的角度思考。摩根(1964)以特徵的有無(例如文字)作為判定一個人類社會是否達到文明的階段。柴爾德(Gordon Childe)提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Childe 1950, 見張光直1990:1-3)的理論以說明文明出現的機制。傅列德(Morton Fried)則從政治人類學的角度說明國家(state)在文明的複雜社會型態中所變演的組織人群的功能(1967)。在有關社會演化的討論中，學者們發現文明的出現經常伴隨的現象是食物的增加、社會組織的複雜化與技術的進步，而這現象多與實際人口數量的增長與人口密度的增高有關。(Carneiro 1970, Cohen 1994, Lewellen 1983)當人口數量與密度增加時，一個人所生活的環境不太可能只侷限於親屬與朋友，必然會遇到『陌生人』。因此『文明』不是一個小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由『熟人』所構成的鄉土社會。對本文而言，『文明』是一個眾多『陌生人』被迫共同相處的場域，隨時會踩到對方腳、撞到他人腰的社會。由於『陌生人』的存在，『文明』不再可以只用『熟人』間的親屬系譜關係或是共同生活的聚落關係來規範人際之間的往來。它是必須具備安排『陌生人』之間關係的社會，它必須解決『陌生人』之間的資源與權力分配問題，它必須說服成員接受一套處理紛爭的規範。因此，當一個社會進入『文明』時，它必然須要面對『陌生人』的問題：一個人該如何『想像』這些人？當遇到『陌生人』時應該如何自處？他又如何期待『陌生人』對待自己的方式？ 當人類從以親屬關係為主要架構的社會進入到必須想像『陌生人』的存在，並將彼此互動『制度化』的社會，社會組織與思想上必然會發生對應的轉化。從杜蒙(Louis Dumont 1980)對印度種姓制度的研究，我們可以想像兩個全然不識的印度人相遇時，彼此或許會以潔淨(purity)程度所決定相互對待的方式。而在以個人主義為主的現代西方，杜蒙(1986)的研究顯示『陌生人』之間的關係被視為是平等的，而這是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顯然印度與現代西方文明對待『陌生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本文關心的問題則是中國文明如何處理『陌生人』？本文並不處理中國何時進入到『文明』社會的問題。不過，當『親親尊尊』與『宗法制度』於春秋戰國之際瓦解，顯然親屬間的系譜關係無法再完全規範所有的社會活動。而大城市的興起，商業的興盛，人民的大量並快速的流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春秋戰國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熟人』的社會，如何想像『陌生人』已經是一個必須要處理的問題。即使一般的農民在日常生活中不需經常與『陌生人』有實際的接觸，他們必然知道所生活的村落之外有一群與自己沒有交往的人，必須要賦予『陌生人』定位。至於城市居民、知識分子或是治理群眾的官僚必然更需要面對『陌生人』。本文將從有關春秋戰國時代的的論述中尋找有關『陌生人』的線索。 筆者之所以會以『陌生人』作為切入點的主要原因是對照於中國社會研究中所強調的親屬朋友的『熟人』關係。不管是傅立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研究(1958)或是學者們對『關係』的討論(如M. Yang 1994, Yan 1996, Kipnis 1997)都是針對『熟人』所構成關係。而這些『熟人』關係是以個人為中心所建構起來的相對性『特殊關係』(particularistic tie)，或是費孝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