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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信用社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实证 分析 了当前 农村 信用社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绩效，提出了基于产权的体制机制强化的改革校正对策：规范政府的作为区间，省联社在强化服务弱化管理中实现体制转轨，县联社在内部治理、监督、股权约束等机制方面加强规范。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农村 金融 ；产权；管理体制 　　其次，在决策层中，333名职工社员由3名理事代理，其中包括理事长、主任和1名普通员工理事；3名非职工自然人理事代表10238名社员的意愿参与决策；3名法人理事代表21家法人主体，2名独立理事则“尤其要关注存款人和农民等中小社员的利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较高的监督成本，非职工理事难以掌握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故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再加上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更使他们没有意愿过多参与农村信用社的事务。大股东法人理事的增加可对农村信用社给予更多关注与监督，在其利益被侵犯时可能表现出强烈的逆向行为；独立理事能够超脱信用社而为存款人和中小社员的利益代言，然而独立理事大都是兼职的，难以有足够的精力调查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服务状况及存款人和中小社员的意愿，何况信用社对独立理事并不全部披露信息，因此实际代言与监督的绩效并不高。7人监事中4位非职工监事也同样受制于信息不对称、监督的个人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难以实施过程监督。3名职工监事（包括监事长）是内部人。因此， 目前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重构对决策起到一定制约，但难以根本改变“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三）管理体制及外部监管的变革 　　这次管理体制改革的要点，就是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责任交由省级政府负责，银监会依法监管。山东省成立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除青岛、潍坊原已建立地市级的联社外，其他地级市成立了省联社的派出机构。监管责任由人民银行交由银行监管部门负责。实现了管理体制的过渡和转移。　 　　二、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绩效的简要分析　 　　　 　　　　（一）产权重置强化了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控制力　 　　其一，增资扩股只注重了增量的民有化，没有触及存量，导致产权公共领域扩大，强化了“内部人控制”。为确保股金的民有性质，体现股权关系而不是债权关系， 中国 银监会专门印发了[2004]23号文：《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不得有存款化股金、贷款化股金、财政资金、非货币形式股金、相互换股等违规形式入股，确保股金真实合规。而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支持是捐赠，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是对农村信用社长期执行国家农业发展政策的补偿，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向农村信用社清偿债权的关系。全部民有，产权清晰。但是，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发展几十年的公共积累（实质是集体产权）如何界定？在这次改革中没有涉及。如果不将所有资产全部清理并加以界定，就不能说目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完全民有，也就不能说当前的信用社是“民有资本官营化”（穆争社，2006）。这也可以解释众多自然人与法人参股之后仍然不太关心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参与意识不强烈的现象。　 　　其二，股权结构调整中使内部控制力增强。股权结构调整实质是股东结构的调整。出资人性质不同，其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不同，对 企业 的关注度和 影响 也会不同。非职工 自然 人股、法人股大致代表外部控制力，职工股则代表内部控制力。内部股东与外部股东的获利动机是不同的，前者主要通过控制企业获得报酬，后者主要享受红利和 金融 服务（青木昌彦，钱颖一，2003）。在D县联社20000万元股金中，18329万元是规范的老股金，1671万元是在社区内增资扩股，全部股本中，职工自然人股占15%，非职工自然人股占65%，法人股占20%，与2002年末的%相比，外股占比（85%）下降，内股占比则由%上升至15%。 　　（二）完备法人治理结构下的制衡缺失 　　法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利益的相互制衡，源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因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并且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信息的获得、对代理人行为的监督要花费成本，这就需要一种能够降低成本并有效约束代理人的机制，这就是法人治理。法人治理“本质上是如何满足委托人和代理人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的契约制度，其核心 内容 是如何在契约当事人之间配置企业所有权，从而实现公司治理的制度效率；企业所有权配置的原则是公司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即风险制造者与风险承担者具有一致性”（罗必良，2005）， 有效克服经营者过度的控制权收益，即内部人控制 问题 。　 　　目前　农村 信用社存在三层委托—代理关系，即股东所有权与公司所有权分离形成的股东代表大会与理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理事会与经营层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大会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本次改革中，按照委托—代理的权限对“三会”进行了重构，从形式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