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简介-中国统计学会.DOC

中国人口素质综合评价及其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统计研究 课题负责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凌亢 人口素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认识到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才能制定相应的措施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保证各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通过对我国人口素质的系统辨析、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机理分析，定量研究了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一部分，基于对人口素质内涵及外延的认识、人口素质评价指标设计原则，构建由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人口社会结构四个方面共14个指标组成的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全国1989-2008年的人口素质演变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我国人口综合素质呈现逐年提高”的结论，但人口素质各个维度上升的幅度并不相同，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性；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均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而我国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在1989-2002年间有所下降，2002年后，又有了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的幅度较小；人口社会结构总体比较稳定。 进一步，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在1989-2008年不同时期人口素质各个维度及综合素质进行评价，通过对评价结果的描述性分析，显示：我国31个省市区的身体素质指数、科学文化素质指数、人口社会结构指数及综合指数均呈上升态势，但上升幅度、差异程度均有所不同。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上升较为明显，导致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人口结构指数变化程度不大；从各子系统内的差异程度来看，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系统内的差异程度较大，而人口结构相对而言各地的差异程度较小；特别是从1996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各地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较大，同时也造成各地区间人口素质的差异程度也明显增大，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相对而言，各地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差异程度最大，其次是身体素质间的差异，而各地的人口结构的差异程度最小。 从我国31个省市区1989-2008年人口素质的发展进程、聚类分析及综合指数情况看，经历1990-2008年近20年的历程，虽然各地人口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其所处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这充分说明了人口素质的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不难看出，人口素质提升较快的地区，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也证明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进一步，利用2008年人口素质发展各指标的观察值，对31个地区的聚类形成六群组的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显示：处于一群组的北京市、四群组的上海市，构成我国人口综合素质水平的“第一梯队”；不但在正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人口比例、每十万人口专利授权数、城镇化率等指标）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逆指标（如：婴儿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粗文盲率等指标）上也有不俗的表现。处于二群组，包括天津、江苏、浙江等四省市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位处“第二梯队”，其各项指标与“第一梯队”群组成员相比，均稍逊一筹；不过同三群组成员相比，除“人口性别比”指标表现稍差以外，其他指标的表现均好于三群组。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15个省市区的三群组，构成我国人口素质综合水平的“第三梯队”，代表着我国人口素质的一般水平，同第一、二梯队相比，主要在“科学文化素质”类指标、城镇化率等指标的表现上差距较大。包括安徽、广西、海南等9省区在内的第五群组，属于我国人口综合素质表现稍弱的地区，位处“第四梯队”；同前面四个群组成员相比，除在“人口性别比”、“城镇人口失业率”等指标表现上较好以外，其他各项指标的表现均处于下风，甚至差距较大，如“每十万人口专利授权数”、“城镇化率”等指标。处于第六群组的“西藏”，始终是我国人口素质亟待提高的地区，极高的“粗文盲率”、极低的“专利授权数（每十万人口）”；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大专以上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城镇化率”等。从各群组间标准差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出：形成各群组成员人口素质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其四项指标中有三项指标占据标准差系数的前三席；其次，是“身体素质”的差异；而由“人口社会结构”系统所反映的人口素质，各地的差异程度并不大。由此，按人口素质水平进行聚类，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地区排序呈现“纺锤型”结构。 第二部分，基于上述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描述经济发展变量的7个指标，即人均GDP、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财政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反映全国人口素质构成四个方面的变量组、以及反映经济发展两个变量组的综合得分。通过对人口素质四个变量组与经济发展两个变量组间的典型相关分析，发现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高达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