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枢衡与.docVIP

蔡枢衡与《中国法律之批判》 吾友： 　　七月间北大法律系李贯连教授来访，一起去堪培拉国立大学参加“法与华裔”圆桌会议。承送《二十世纪中国法学》一册，因缘拜读了李教授本人与其他几位学友的近作，获益良多。墨尔本与堪培拉多乡村风光，晚间的西郊住宅区，或闻犬吠。我们遂得暂避喧闹，徜徉草地林间，聊天围绕这本书的主题，自然谈到了蔡枢衡先生。 　　说来也巧，会议间歇，我就近在国立大学孟泽斯东亚图书馆翻阅，正好看到了蔡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中国法律之批判》。“批判”者，反思、评品之谓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之类异趣。据说王省吾先生主持馆政十余载，多方搜庋，聚沙成塔，这册总计90页的小书，由题签的“民国三十六年三月”“赠自上海”“收于台北”等语揣猜，或是王公“书生事业”的遗迹。书复印后一直未暇细读，直至这个耶诞假日，始通读一过。 　　引发我强烈兴味的，倒是书后附录的六篇短文，其中不乏精彩的文字，甚至一唱三叹、掷地有声之笔。六篇依次是：“西洋法律的输入”，“旧道德与新法律之矛盾及其归宿”，“人治礼治与法治”，“宪政与农人”，“抗战建国与法的现实”和“中国旧法制之合理的认识”。其中，“宪政与农人”辨析宪政的涵义与实现条件，特别是清末以还中国宪政建设的困局与成因。30-40年代之交，神州大地饥号遍野、烽火连天、满目创痍，值此困顿而又昂扬之际，民间呼求“宪政”之声渐起，而执政者则颇有打宪政牌收拾在野势力的用心。在朝在野国共两大党均打“宪政牌”，而实际无一真对宪政抱有信仰，这张牌随时势流转而决定了两党对它的用弃。梁漱溟在“答政府见诏书”中对邵力子直言，宪政在此时实属“文不对题”，此时所急不在宪政这一形式，却在“实践民主精神”，而“所谓政府之将渐于宪政者，吾窃未之见也。”立宪主义者昧于实际，“吁请”即行宪政——好象宪政是要“即行”即“行”得通的，蔡先生才不无辛辣地写道：“事实指示吾人：除若干认识不足，随声附和或忠于学术者外，认真主张宪政即成之论者，类皆四体不勤，脱离生产之士大夫。”出语峻刻，道出的却未必不是实情。因为宪政乃市民或工商业者之政治形式，为工商业者之要求及其社会秩序之写照，如蔡先生所说，新士大夫虽可以新工商业者代言人自居，而客观上雅宜不失其代言人之性质才好出面说话。即代言人须懂得选民（新工商业者）当下的最大利益所在，而以选民的最大利益为利益，始触及其心思而拨动其情思。姑不论工商业的发展抑或农业之工商业化均以抗战胜利后国族的独立为前提，因而选民的当下最高追求必是抗战胜利国族独立自主，即就农人在分业比重中占全国人口80%以上这一现实言，“宪政之真正实现及顺利推行，无论何时，决不能置农人于不顾。强有力的宪政维护者之群众中亦不能将农人除外。”农人与工商业者在政治要求与社会形态上的差别乃天然存在，二者矛盾的逐渐消解，舍农业之工商业化之途无他，而此一不归路是以世纪为单位计算的漫漫长程，“宪政之升平及温文而合理”为其最后收获，如此，则“即行”实在不行，正象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一意孤行反对“即行”之断无理由——虽然我们知道，行宪乃是日复一日的社会生活变迁所逐渐达成的治道上的共识与慢慢累积的各种力量消长辐辏所致的治式上的不得不然，而一以生活方式的演变迁转为前提为基础。我读蔡先生此文，体会其意在说明欲在以亿万小自耕农为基础的社会架设宪政这一“上层建筑”之危乎殆哉，而陈述辅设其“下层结构”之必要与紧迫，揭示国人以努力方向，这样，在朝食肉者挂羊头卖狗肉，连对于宪政的“信仰的姿态”都不算的对于宪政之“玩弄”，与在野“立宪主义者”以宪政为“活学活用，即用即灵”的工具，而盼其于旦夕间见效的对于宪政之天真，均一一原形毕露，无存身之地。与蔡先生发表“宪政与农人”同年，“大后方”昆明的《战国策》刊有“从大政治看宪政”一文，作者何永佶写道，本来在与外敌作战期间而高谈宪法宪政，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奇怪，而“时贤以为一有白纸黑字的宪法即可‘团结人心’，未免太过于乐观了”，也正是所谓心同理同。 　　将近200年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道：“一部政治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应为促进公共利益而予以自由的解释这一规则并不取决于政治的特定形式，或对于它的权力的边界的特殊的界定，却取决于政治本身的性质与目标。应对国族危难、纾解国族顿挫和促进国族繁荣的手段是如此多样、广泛而复杂，以至于赋予选择与适用这些手段以广泛的自由裁量的幅度乃是必然的。”其从宪法解释着笔，意在说明——借用欧文·迪克森爵士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我们”正在进行解释的宪法，一个用来确保并赋予以极其宽泛的一般性命题表述的权力，以便能被灵活适用于变化着的情境的政治／治理之具。故尔，其自然的趋势乃是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具体条件、情境和价值烛照下进行解读，而不是将宪法尘封、冻结在已逝岁月的藩篱中。前不久，我曾因对此段文字引发的一些问题的理解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