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之争可之处在于“法官”缺位.docVIP

相信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农夫山泉之争会惨烈到此等地步：农夫山泉方面说，从4月10日到5月6日，京华时报拿出了67个版面反复报道农夫山泉质量问题，称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其产品标准—浙江标准DB33/383镉、砷等毒理性指标均宽松于国家瓶（桶）装水卫生标准和自来水标准,“开创了一家新闻媒体批评一家企业的‘新闻‘记录，自改革开放以来绝无仅有”；京华时报方面则称，从4月16日到5月6日，农夫山泉在全国10多个省市数十个渠道刊登含有谩骂京华时报内容的公告，1个月内超过120个版面，对京华时报横加指责，“刊登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史所罕见，中外罕见”。5月6日农夫山泉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气氛火爆，针锋相对。农夫山泉宣布，已经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6000万元。 双方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旁观者（其实是最重要、最为利害关切的消费者）却堕入了云里雾里：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到底哪个为准？农夫山泉到底是”水质”没有达到强制标准，还是执行的”标准”过低？如果是执行的标准低、而企业质量控制高，实际产品质量达到了国家有关强制标准，则质量安全上无问题，而是概念误导消费者（假如“山泉”之说不实的话），则只是涉嫌消费欺诈,而非“不如自来水”；如果是农夫山泉产品质量低，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则必须立即下架封存、停止生产，若造成消费者健康危害还要追究责任。可京华时报费了73版的版面（5月7日又加了6个版），居然楞是没把这个最要害的问题说清楚！ 更加吊诡的是，农夫山泉北京桶装水厂停产，农夫方面宣布是“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生产”，“尊严比金钱重要”；而京华时报则说是“北京质检部门依法监管，暂时禁止农夫山泉桶装水生产”，而不是农夫山泉主动“退出”；但北京质监局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否认已经介入调查，同时又有质监局工作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北京质监局已经介入调查，但未发停产通知—-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调查、不难回答吧？可在农夫山泉和京华时报各说各话之时，最权威的评判者却缺席了！--政府主管部门至今失声。 农夫山泉之争的荒唐离奇正在于此：媒体可以质疑，企业可以自辩，但只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质量检测报告才是权威认定!只有政府有关部门出具或认可的农夫山泉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才是判定什么性质、如何处理的基本法律依据和行政依据。 农夫山泉自己拿出的检测报告，即使多项指标超过了美国FDA标准，也只是说明水的质量高，而不能说明符合中国强制标准，可以在中国上市销售；同理，京华时报说农夫山泉执行的标准不如自来水标准，也只能去追究浙江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责任，是浙江质监、卫生、食品安全部门失职，要求他们修订或废除该标准，而不能就此认定农夫实际生产的水不达标。有关部门如果认定农夫山泉产品水质果真不如自来水，即低于国家生活饮用水有关强制标准，则必须要求农夫山泉停售、停产；如果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有关标准，但没有达到“山泉”标准，那就责令其撤销虚假宣传、赔偿消费者损失并依法进行处罚；如果是执行标准标识错误，则责令其纠正。 可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看到政府主管部门出手！从京华时报发表第一篇批评文章到现在快一个月了，相关报道截止5月7日都73个版了，我们居然还没有看到政府部门的权威质检报告！ 媒体的狂欢、舆论的喧嚣之中，我们却不无惊异地发现了三个匪夷所思： 其一，媒体的职业操守与基本素养。这可是涉及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大事啊（京华时报语：党的一家负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同时这也是关系一家企业生死的批评报道啊！在这么长时间内，拿出如此多版面密集报道农夫山泉质量事件，居然没有自己的第一手权威证据？按照最基本的新闻报道职业要求，应该在不同区域市场、由权威机构对不同水源地生产的农夫山泉产品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如果觉得这费钱费时费力，最起码也得在北京市场上抽检哪怕一瓶吧，然后才能对其产品质量下结论。可京华时报在进行如此大规模报道的同时却没做这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工作。虽然京华时报在报道中刻意强调“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以“标准“而非“产品”回避了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但这是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吗？这是媒体报道的职业态度吗？ 其二，政府监管部门的缺位。相比媒体的轻率，政府部门的缺位就更加令人不解：即使京华时报没有举报要求对农夫山泉水质进行检测，难道主管部门就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不能主动去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检吗？相信一份水质检测报告用不了几天就可出来，可遗憾的是，事情发生近一个月了，却至今没有出来。 其三。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营销策略。农夫山泉之争，当然也有农夫山泉自己的责任，如在执行标准上、产品标识上、水源宣传上，或多或少有瑕疵甚至错误--而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企业的通病（想想乔丹体育开始时傍名人，连人家儿子都捎上了，打官司时却狡辩“取意‘南方的草